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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木柄皮鞭和上文所描述的皮鞭一模一样，不同之处就是在鞭尾缀有成串的铁环。几鞭下去，就能把人打得血肉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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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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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和英国人使用相同的鞭子，但“捣衣桨”这种很有意思的鞭子是他们特有的，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法国迫害新教徒的时候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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捣衣桨（Batt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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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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捣衣桨并不是一根真正的鞭子，而是由普通的洗衣房划桨变化而来——长柄的捣衣桨用来搅拌盛满沸水的洗衣桶。为了使这种刑罚更加残忍，人们对捣衣桨进行了改装，在木浆扁平的尾部加上钉子，钉子稍微露出表层。法国人一般会使用捣衣桨鞭打新教徒或者嫁给新教徒的妇女。受害者身体前倾，她的裙子和衬裙被掀到头上，裸露的臀部受到鞭打，像一个目击者所说的：“女人血流如注，惨叫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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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酷刑简史：揭秘文明面具下的恐怖人性 [:1702773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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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酷刑简史：揭秘文明面具下的恐怖人性 第四部分 结论：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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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酷刑简史：揭秘文明面具下的恐怖人性 本书之意旨不只简单罗列一连串的恐怖事情、展示堕落的人性，还试图探讨一个基本问题：驱使一些人欣然地施加酷刑，并从他人罹受的痛苦中获得快感的究竟是什么心理？我们在第二部分第4章（《18和19世纪的改革》）中看到，一个世纪多以来，很多政府和个人采取勇敢的行动改革审讯方式和刑罚制度，兴利除弊。这好像没什么不合情理，因为自古希腊时代起，一些理智之人就明白，酷刑作为一种榨取信息的手段根本行不通。几乎每个人都会为了免受皮肉之苦而选择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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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改革运动不仅步伐放缓，甚至在很多地方还有所倒退。很难准确地确定滥用酷刑现象的严重程度。据我们所知，很多情况下，虐待犯人的现象比以往更多。有时，甚至堪与“往昔的黑暗时代”相比。可以肯定，依然有一些国家的酷刑机构如四五个世纪之前那样普遍存在。在中东和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小偷仍然会被砍掉双手，严重罪行会被斩首，很多刑罚继续公开施行，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法国大革命中的断头台或伦敦的泰伯恩之树。根据大赦国际的统计，至20世纪70年代，至少60多个国家依然使用严酷的肉刑惩治罪犯。1991年，巴巴多斯（Barbados）重新启用九尾鞭来惩罚贩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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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一个国家或群体来说，与独裁者残忍的奇思怪想相比，实施酷刑需要一系列更为复杂的条件：警察和军队即便不通力配合，至少也要默许；整个司法制度必须把酷刑列入可用和可接受的范围，至于酷刑的严厉程度则取决于这一政权在极权主义的道路上走了多远。当局有时采取公开支持的方式，有时则是表面上否认所发生的事情而暗地里支持。后一种情况存在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和苏联时期，以及现在美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倘若你的第一反应是否认酷刑仍然存在，特别是在看似文明化的西方国家中，那么请阅读一下大赦国际2007年5月23日所发布的一份报告。在报告中，大赦国际认为这个世界正在遭受“一场人权灾难”、“恐怖政治”。这份报告认为，“促使践踏人权情况急剧恶化……‘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及它们践踏人权的累累恶行，造成很多重大分歧，对国际关系罩上阴霾。美国政府正在把全世界当做反恐战争的巨大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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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酷刑继续存在，并仍然被所谓的文明国家使用，答案在本书第一部分就有阐述：虚弱的、无安全感的和偏执的领导人只有确认、隔离和摧毁一个或更多“敌人的阴谋”，才会感到更安全。一旦这个敌人得以确定（对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来说，它就是异端；对马萨诸塞殖民地塞勒姆镇的清教徒来说，它是女巫；对约瑟夫·麦卡锡而言，它是共产主义者；对罗纳德·里根来说，它是“邪恶帝国”；对乔治·布什而言，它就是“邪恶轴心”），它的成员会受到囚禁，被逼着招认其罪行和同谋者的名字。逼供的公开性越大，所施压力越大，宣传价值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中东的恐怖分子强迫受害者在摄像机前认罪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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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否认，这个世界正面临着恐怖分子、政治狂热分子、原教旨主义者和任何其他危险分子的威胁。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政府所宣扬的那样简单——倘若真的存在阴谋，也许并不是如我们被告知的那样普遍存在和有组织性。但是政府和军队的领袖需要找出一些简单利落的方法来应对这些并不难确定的问题。他们想让公众相信存在一些妄图摧毁文明社会的阴谋，必须侦破阴谋，揪出它的成员，然后消灭他们。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巧妙缜密的假定，才有了古罗马迫害基督徒，宗教裁判所火烧异端，希特勒把犹太人赶入毒气室等事件。美国、英国和他们的盟友采用相同的理由作为“反恐战争”的依据。当然，为了追捕这些坏人（耗资甚重），政府和军队必须要使他们的人民（支持他们执政的选民）相信，一种非常真实的、可确定的危险是存在的，而且只有“老大哥”（Big Brother）才懂得如何化险为夷。这种说服需要做很多的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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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国民信服的第一步，就是让深陷于阴谋中的人被“某人”辨认出。异端者必须被确定，并受到公开羞辱，或者对其施以酷刑直至他们招认自己的罪行。有时候，当局在这一过程中会得到很多帮助。在把注意力转向伊斯兰教极端分子之后，特别是1990年侯赛因·萨达姆（Saddam Hussein）侵略科威特之后，美国政府所需要的最大宣传点出现在2001年9月11日，当时，一伙疯狂的恐怖分子劫持了几架客机，并撞毁了纽约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来自恐怖分子的威胁或许是真实的，但这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政府一定会找出隐藏于暗处的敌人，至于敌人是谁，他真正能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就无关紧要了。伊拉克参与“9·11”事件似乎相当不可能，但是这对美国宣传机器来说根本没有影响。在伊斯兰教极端分子之前，美国的敌人是苏联，在苏联之前是纳粹，再之前就是美国内战时期的南方邦联。在这种情况下，大阴谋的成员受到逮捕，在民众面前被公开示众，就像以前西班牙宗教审判大会上的忏悔者一样。随着从一个无形的阴谋到一个受嘲笑的有形目标的变化，恐惧的对象也随之从抽象变为一种令人憎恶的真实目标，使酷刑作为政府的官方政策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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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的是，为了把恐惧和猜疑变成一项制度化的酷刑政策，对敌人的挑选非常精心，辨别的方法是他们的行为举止是否明显不同于其他人。在中世纪的法国、西班牙和德意志，它是犹太人和异端；在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它是犹太人、共产主义者、波兰人和俄国人；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它是西方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每种情况下，在拷打、火刑柱、毒气室和枪决施行之前，首先要确定一个特殊的群体并把它妖魔化。一旦少数异端（或共产主义者、犹太人、恐怖分子）被指责为上帝和人类的共同敌人——就是说，他们不再是正常的人类了——之后再拷打折磨他们，似乎就不那么耸人听闻了；事实上，支持对这些“邪恶生物”进行应有的惩罚成了每个人的责任。要想对诸如此类的偏执狂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可以阅读一下《我的奋斗》（Mein Kampf），它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政治辩护，也帮助了他攫取权力。倘若你对此书难以忍受，我们可以引用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aCarthy）一次演讲中的一段话，他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发动了对美国共产主义者的大搜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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