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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看，既然宪法已经包含了全部必要的价值选择，宪法学本身只需要客观与中立地解释或陈述这些价值，因而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因素，也不需要对这些价值作出褒贬——因为这些选择应该是由特定国家的人民而不是学者作出的，学者本身并没有义务为它们提供合法性或提供批评。法国宪法在很长时间内拒绝接受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即使今天也未曾完全接受）；法国宪法学者的首要任务不是批评或褒奖这种做法，而是真实地陈述法国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与处理方式。当然，宪法学是可以对宪法作出评价的。但如果不是在纯粹表达一种个人意见的话，学者的评价必须是基于宪法所接受的普遍价值。学者可以基于被公认为更超越的价值来批评某一项宪法制度，因为这时他只是在论证宪法本身在逻辑上的不一致与不合理之处。例如假定法国宪法使个人权利的保障成为更超越的宪法目标，那么学者可以论证彻头彻尾的议会至上不符合这一目标，因而呼吁建立某种宪政审查制度。这时，学者并没有创造新的价值，而只是要更有效地实现一种已经受到宪法承认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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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包含了民族的基本价值选择，宪法学本身只需要客观与中立地解释或陈述这些价值，因而不需要也不应该具有价值判断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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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宪法充满着价值规范，宪法学则应该是价值中性的，尽管它解释、澄清并梳理宪法规范。如下所述，宪法具有“规范性”，而这决定了宪法必然和意识形态相关——美国宪法倡导言论自由以及对不同宗教信仰与意识形态的保护，但这本身就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宪法学的任务却不是宣扬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把它接受为既定的宪法规范，然后严格按照条文的自然意义解释宪法。因此，美国宪法是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斗争的产物，或其中的“正当程序”与“平等保护”条款是不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并不是宪法学的研究课题；宪法学所关心的是这些条款是怎么体现在具体社会生活中的——即它们是怎么获得“解释”的。当然，诸如“平等保护”是不是在实际上保护了“资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的利益，也可以是宪法学所关心的课题。但关键在于宪法学不能流于感情化的评价，而必须和一般的法律科学一样，以客观事实与证据为基础；否则，宪法学就不成其为“科学”。本书的写作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宪法学是一门科学，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因此，严肃的宪法学者应当避免轻率的主观评价与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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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充满着价值规范，宪法学则应该是价值中性的。宪法学不能流于感情化的评价，而必须和一般的法律科学一样，以客观事实与证据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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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建立中国的宪法（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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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不少宪法学者萌发了关于中国宪法（学）体系的设想。笔者在此只是指出，现在为中国的宪法学体系设计“蓝图”或许过早。科学体系并不是建立在种种高深理论的沙堆上；它必须依靠经验作为其实在的基础。我们所知道的体系——牛顿力学体系、爱因斯坦相对论体系、量子力学体系等等，无一不是建立在大量的实验数据和观察基础上；值得探讨的西方宪政体系——美国的、德国的、法国的、欧盟或其他国家的，无一不是建立在大量实际判例的基础上。除了最高法院在2001年对受教育权的司法解释以外，（见本书第三章）中国宪法学的“体系”目前能依靠什么呢？然而，没有一个个活生生的事例为支撑，宪法学“体系”注定是空洞、乏味、脆弱、没有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谈论“体系”尚为时过早。目前中国宪法学所要做的，是踏踏实实地把宪法适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真正发现自己这部宪法的意义；也只有那时，宪法学的问题才有意义。没有宪政审查所产生的实际案例，宪法理论只是空洞的教条，宪法权利只是“望梅止渴”的口号，普通老百姓享受不到宪法的恩惠，宪法学家也无以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建立宪政国家所特有的宪法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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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中国宪法（学）体系为时尚早，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把宪法适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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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宪法学的三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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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什么意义上宪法学是一门“科学”？至少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上，宪法学表现为一种科学。首先，在规范层面上，宪法学应澄清并梳理宪法所规定的价值规范秩序；与此相关，在逻辑层面上，宪法学应提供解释宪法含义的技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实证层面上，宪法学应该是一门分析人性与社会权力的科学，并进而指导宪法的制定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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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宪法学梳理宪法规范与价值等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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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范宪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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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宪法学是对宪法规范与价值等级的探讨。首先，法律是一部规范性文件，宪法尤其是如此。不同规范形成了一个价值的等级秩序，而法学家的任务就是澄清这个价值秩序，使宪法的不同规范“各得其所”。作为一部法律文件，宪法的不同规范不是孤立的，而是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不同的宪法规范有时可能发生冲突。这时，法学家的任务就是根据某些普遍接受的原则来解决冲突。在效力上，宪法规范的等级可能有所不同：有的规范是“首要”（primary）的，其效力高于其他的规范，因而控制着这些“次生”（secondary）规范的意义。例如德国《基本法》第1条规定：“人格尊严不得侵犯”，第5条又规定了言论自由。由于第1条被认为代表着《基本法》的核心，因而在等级上高于任何其他条款，并控制着这些条款的意义。因此，当一个人的言论自由和其他人的名誉权发生冲突的时候，德国宪政法院就必须根据宪法第1条的要求来界定言论自由和名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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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事实、规范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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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宪法具有“规范性”（normative），是指宪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或表达了国家机构所“应该”遵循的规则。譬如说，政府“不得”侵犯言论自由，或“不得”不经由法律的正当程序而剥夺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或“应当”对私有财产的征收给予公正补偿，等等。这类陈述不同于纯粹的事实性陈述，如“政府侵犯了（或没有侵犯）言论自由”，后面这项陈述在性质上和“这是一张桌子”或“太阳从东边出”没有区别。规范性的法律命令只适用于人作为有意志自由的行为主体，而不适用于无意识的行动自由的自然物（例如说“太阳应该从东边出”就是没有意义的）。当然，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也可适用事实性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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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命题和事实性命题在本质上完全不同。宪法同时包含了两种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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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宪法中几乎每一项有意义的条款都具有规范性。包括政府权力的设置也是如此——规定总统对国会通过的议案具有否决权，固然是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但它同时也隐含着受到否决的议案不应当成为立法或总统不得以其他手段反对国会立法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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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39—1740年发表的巨著《人性论》中，苏格兰怀疑主义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第一次清晰阐述了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区分，从而为近代分析哲学的发展及其对传统道德哲学的挑战奠定了基础。（见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Book III，Part I，Sec. 1）分析哲学和实证主义相结合，产生了现代分析法学。其代表作见奥斯汀的《法理学讲义》和凯尔森的《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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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诠释宪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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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的逻辑层面是指解释宪法条文的逻辑工具与技巧。整理宪法规范的等级秩序本身就是一种解释过程，但解释是更为广泛的方法。有些条文的解释很简单，因为宪法本身规定得很清楚、具体。例如中国“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国宪法第34条），其中年龄的要求就很清楚。解释者只要弄清楚当事人的实际年龄就可以了。有些条文则比较笼统，因而需要在解释上花工夫。例如第34条中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不一定在所有情形下都很清楚。它是不是意味着公民都应该有权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还是说“选举权”只适用于某些政府机关的选举（如区人大代表）？是不是意味着年满18岁的公民都能成为社区委员会的委员？如果地方上的规定是20岁，它是不是以违宪方式剥夺了某些人的“被选举权”，还是说这项宪法权利只是适用于某些正式国家机关的选举？这些问题都是条文本身无法回答的，因而必须诉诸其他手段。宪法解释必须符合宪法的整体“精神”，尽量做到如果制宪者自己处于当时的情况也会作出同样的解释。（详见本书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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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宪法学提供解释宪法条文的逻辑工具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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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谁制定，谁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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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制宪者“自己”来解释宪法是最适合不过的，因为他们最有权威解释宪法，且作为宪法的制定者，他们对宪法有关条文的含义与精神应该是最清楚的。虽然在理论上如此，这种做法在实践中却行不通。这是因为“制宪者”经常是庞大的复数。不少国家的宪法都要求宪法的修正通过公民复决，因而参与复决的公民是真正的“制宪者”，而要把他们请回来解释宪法显然是徒劳的，更何况他们对有关条款的含义很可能并没有进行深思熟虑的推敲。对于联邦国家（如美国），联邦宪法可能要经过多数州的同意，而要核实这些州的意图是极困难的。对于单一制国家（如中国与法国），“制宪者”是一个中央机构（如全国人大），因而由它解释宪法具有可行性。即使如此，由制定机构解释法律的做法是否合理，也是可以质疑的。对于大多数宪法条款（例如1868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原来的制宪者早已仙逝，其修宪意图无从查核。既然如此，和其他机构相比，制定机构的解释难道真的具有天然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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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解释应该尊重制宪者的原意，但让制宪者同时作为解释者却未必可行或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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