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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封建契约，《大宪章》明确限制了王权，要求国王服从法律，并接受大贵族委员会的监督。同时，御前扩大会议——也就是以后的“议会”——具有高于国王个人的司法裁判权和批准征税权。当然，这些早期的宪章仅限于保护贵族的法律权利，缺乏财产与教育的普通百姓则无权问津。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财产权以新的形式扩散于整个社会，且整体教育水平亦有所提高。在阶级利益的冲突与斗争中，平等公民权的政治观念在欧洲重新产生。它一开始仅包括新的富裕阶层，然后于19世纪逐步扩展到所有成年男子、妇女和非白人种族。正如弗瑞奇所说：原来局限于贵族与有产者的宪法权利获得了“民主化”。英国就是最早实行这类有限民主化的国家，尽管其“宪法”至今仍旧采用不成文的习惯法形式。自1215年的《大宪章》之后，权利的范围不断扩展。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s）、1689年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以及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构成了英国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权利的宪法性法律。最近，在1998年，英国的《人权法》吸收了《欧洲人权公约》的重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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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主要是保障贵族的权利。随着社会的平等化和民主化，宪法权利被逐渐扩展到全体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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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光荣革命”与《权利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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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的“光荣革命”代表了封建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对国王的一次决定性胜利。当时，英王詹姆士二世（James Ⅱ）企图恢复天主教势力，因而遭到国会中代表资产阶级新教势力的辉格党（Whig）和代表土地贵族的托利党（Tory）联合反对。在政变中，国王被迫逃亡法国，斯图亚特王朝被推翻。信奉新教的威廉和玛丽（詹姆士二世长女）从荷兰被迎接到英国，作为国王和女王联合登上王位，确立了建立在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妥协基础上的君主立宪制度。登基时，威廉和玛丽被要求宣誓服从议会的法律，其行为受议会决定的限制和指导。作为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光荣革命”是英国政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为英国从传统和平过渡到现代国家奠定了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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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革命”的成功为英国从传统和平过渡到现代国家奠定了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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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1215年英国《大宪章》原版与约翰王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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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是世界上第一部权利法案，是英国贵族成功迫使国王妥协的封建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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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年，国会正式通过了《权利法案》。12月16日，威廉和玛丽对这部法案表达了皇家支持，从而最终取消了君权神授理论，使议会成为高于王权的最高立法机构。《权利法案》列数了詹姆士二世的罪恶，并明确表明英国之所以欢迎新的国王，是为了使“宗教、法律和自由不再受到破坏”。法案保证威廉和玛丽的王权世代相传，但条件是王室必须服从议会。《权利法案》明确规定，“如果议会没有同意，宣称要废止法律及其执行的皇家权力是非法的。”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废止法律、征收赋税或在平时招募军队。为了保障议会正常发挥其代议职能，“议会成员的选举应该自由”，“议会的言论、辩论与程序的自由不得在任何法院或议会之外的地方受到弹劾或质问”，“议会应经常举行会议，以解救所有苦难，并修正、维持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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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法案》要求王室必须服从议会，法律高于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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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法案》是英国继1215年《大宪章》以后最重要的宪法文件，并被认为是美国1791年《权利法案》的前身。在这一时期的重要法律还有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宗教宽容法》（Toleration Act）、1694年的《三年选举法》（Triennial Act）以及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人身保护法》规定，如果因刑事案件而被捕，被捕者有权要求把自己的人身和逮捕命令一同移交法院，并由法院决定逮捕是否合法，拒绝这一要求的警官或狱吏将受到处罚。《选举法》禁止国王随意解散议会，并规定每三年必须进行普选。《王位继承法》则要求王位的继承必须获得议会的同意，所有重大国家决策必须获得枢密院批准方可生效，且除非议会两院奏请罢免，法官的任职是终生的；未经议会通过和国王批准，任何法律均属无效。这些重要法律确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和议会民主制度，并构成了英国政治的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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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1689年《权利法案》被上呈威廉和玛丽（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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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法案》是英国光荣革命胜利的象征，标志着国王必须服从法律和议会至上原则的最终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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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第三版） [:170280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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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契约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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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近代宪法一开始就是以权利保障的形式出现的。作为第一部“权利法案”，《大宪章》是封建君主和贵族之间的权利契约；只是在以后，对权利的法律保护才逐渐被扩展到平民。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自由主义理论基础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论发挥了重要作用。契约论的目的是为国家权力的产生和维持提供合法性依据，或者说是为界定什么是合法国家权力提供标准。尽管国家早已存在，契约论却只是在近代才产生的思想，是西方思想家在文艺复兴、新教革命和启蒙运动的推动下对国家权力进行反思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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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的目的是为国家权力的产生和维持提供合法性依据，或者说是为界定什么是合法国家权力提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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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契约论思想对宪政的形成与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事实上，18世纪的许多制宪者认为，宪法在本质上就是一部社会契约。以下简要介绍对社会契约论做过开创性贡献的四位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卢梭（Jean-Jacquer Rousseau）和当代的罗尔斯（John Rawls）。罗尔斯的正义契约论已经在本书第一章有所介绍，在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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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霍布斯的专制契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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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是社会契约论和现代自由主义的开创者，有人甚至把他比喻为“政治学界的牛顿”。他早年一直对数学与几何感兴趣，中年以后才转向政治学。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机械”唯物主义者，霍布斯把人类社会当作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致力于用几何学（而不是形上学）的方法去探讨社会权力作用的力学原理，最终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价值倒置”，首次系统建立了以权利（而不是义务）为本位的政治哲学。同时，他生活在一个动乱年代，对国家的和平深感忧虑，这也是他之所以构造社会契约论的起因。当时，国王和国会正在进行着一场战争，而霍布斯站在了国王一边。这个政治背景必然影响了其理论的整体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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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开现代自由主义之先河，首次系统建立了以权利（而不是义务）为本位的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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