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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国家”概念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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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历史上乃至现存的国家未必都满足社会契约论的要求，“国家”毕竟是一个古老的存在。事实上，国家可能和文字的产生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致我们不可能纯粹通过文字记载来了解国家的形成，但文字仍然是探讨古典国家的有用工具。在中国最早的经典《尚书》中，“国”字已多次出现。《尚书》分虞夏、商、周三篇，“国”字在《周书》中尤其常见，例如“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尚书·召告》）“殄资泽于下民，侵戎我国家纯。”（《尚书·文侯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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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国”的古文原来和“或”相同。“或”中有“戈”，含有守卫的意思。“以凡人各有所守，皆得谓之或。”各守其守，不能不相疑，因而“或”又有“疑惑”的意思。后来为了避免混淆，才在“或”上加了“心”字，生了“惑”字。又在“或”上加了“口”，成了“国”字。“口，回也”，是围绕的意思。至此，“国”就成了诸侯分封的土地。“国”同“邦”，“邦”同“封”。根据《周礼》的注释，古时大曰邦，小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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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家”在很早就开始连用，“国家”一词在《墨子》、《荀子》以及《中庸》等《礼记》篇章中经常出现，例如“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墨子·天志》）“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墨子·非攻中》）“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荀子·大略》）“家”原是居所、堂室的意思，后引申后为贵族所拥有的家族。因此，“天子诸侯曰国，大夫曰家。”中国在传统上“国”、“家”不分，“家”是“国”的组成单元，家族势力是统治“国”的基础，最早的国就是家族统治。周天子在开国时曾分封八十多个诸侯，其中周姓的达五十多个，可见“家天下”的制度源流是很长的。但这并不是中国历史特有的，氏族形态是所有国家制度的起源。这在摩尔根的经典之作《古代社会》及其后的人类社会学工作均有论证，（参见蔡和森，1995：178—194）只是“家”对中国的政治影响特别漫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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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家”在中国很早就开始连用，“家”是“国”的组成单元，家族势力是统治“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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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不分不但不被认为是一个问题，而且一直被认为是自然并可取的。传统的“家”一直被作为“国”的缩影，也是“国”的模型。根据《大学》的“三纲八目”，社会的统治者必须经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渐进过程；只有先懂得如何管理一个家，才能理解如何治理一国。家庭伦理在传统中国的统治中一直发挥重要作用，统治者很早就被认为有义务维持“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常之教。（见《左传·文公十八年》）百姓也把统治者当作“父母官”。据称在尧去世后，“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尚书·舜典》）这集中反映了儒家模式的家长制统治理想。在现代，这种观念当然是不可接受的。但“国”和“家”在某种意义上确实联系在一起，因而国家的概念被保留下来，且国民之间的感情使得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事实上，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倡议世界各国的公民“以兄弟般的精神相对待”，表达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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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是如何产生的？中国古代经典中也有不少猜测。它们大都设定了一个生存环境恶劣的“自然状态”，但从未萌发社会契约的思想。它们全都设想有圣人出来解救生民的危难，因而被拥戴为王。即使以政治现实主义著称的法家也不例外，例如韩非在《五蠹》中说：“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因此，法家号称要摒弃人治、强调法治，但也不免带上中国传统的“救星”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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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经典曾对国家起源有过不少猜测，但从未发生社会契约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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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国家起源的众多猜测中，最独特的是墨子的版本。墨子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下没有共同语言，相互争辩但不得其所，因而导致天下大乱，国家的目的就在于统一天下的教义。“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馀力，不能以相劳；腐朽馀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墨子·尚同上》）墨子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使“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从而使“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墨子·尚同下》）在百家诸子中，墨子的思想是最倾向平等和民主的。即便如此，墨子的“尚同”也不是通过契约过程完成的，而是设定了圣人天子来统一天下公意。契约论没有在中国产生，它最终是在19世纪末的变法改良过程中才从西方引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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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学说认为国家的目的在于统一天下的教义，但“尚同”仍然是由圣人天子来统一天下公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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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你认为中国传统和近代思想为什么没有产生社会契约论？如果宪法就是一部基本的社会契约，那么究竟是先有国家还是先有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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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多元主义与美国宪政思想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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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卢梭的平等主义和洛克的自由主义对专制而言是共同敌人，但法治国家对这两种学说各有偏爱。卢梭的平等主义对法国革命与《人权宣言》的制定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的主流则接受洛克与孟德斯鸠的学说。因此，虽然这两种学说在我们看来可能差不多，其区别是不应混淆的。法国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与博爱”，但自由和平等可以是相互矛盾的；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可能会产生巨大的不平等，而民主政府的干预则可能对市场的自由竞争产生消极影响。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不同的宪法可能会在自由与平等之间偏重不同的价值，尽管它们对于同时缺乏这两种价值的社会而言是同样令人向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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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更多地接受了卢梭的平等主义，美国革命则接受了洛克和孟德斯鸠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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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平等与自由作为对立价值在美国社会也有体现。早在建国前后，杰弗逊领导下的小农阶级（他们被不幸地贴上“反联邦党”的标签）就主张平等，并试图通过州议会制定立法来实现平等化（包括取消以前的债务合同）。与此针锋相对，联邦党则试图通过建立联邦宪法来保护私有产权，并限制各州议会的平等化立法措施。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洛克与卢梭在美洲土地上展开了一场思想交锋。建立在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之上，联邦党人麦迪逊发展了最早的“政治多元主义”（political pluralism）理论，并至今仍统治着美国的思想界。它不仅构成了美国宪政的思想基础，而且对于世界宪政主义具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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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自由契约论的基础之上，政治多元主义构成了美国宪政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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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麦迪逊第一次提出了政治多元主义理论，并对联邦主义的必要性作了精辟阐述。和社会契约论略微不同的是，麦迪逊的出发点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组成社会的一些“派系”（factions）。“派系”是一个含义很广的概念，它可以是“君子”所避讳的“党”派，也可以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也可以是一般的社会组织或宗教团体。根据麦迪逊的定义，“派系是指一定数量的公民——不论他们是全体的多数或少数，被一种共同的爱好或利益所推动，因而联合起来、受其驱使；这种爱好或利益与其他公民的权利相冲突，或与社会的长远集体利益相匹敌。”对于美国制宪者而言，所有的政治与经济团体都是为了追求自己利益或实现自己理想的派系；代表大多数选民利益的政治党派，只不过是一个“多数派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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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社会是由利益或见解相互冲突的派系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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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派系之间必然会展开相互斗争。和华盛顿总统一样，麦迪逊也承认派系斗争的危害，但他把派系的形成视为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因而根除派系也就扼杀了人的基本自由，这无异于因噎废食；人类所能做的，只是通过不同方式去控制派系的危害。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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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治理派系的危害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根除其原因，另一种是控制其效力。消除派系的根源又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摧毁其生存所必需的自由；另一种是赋予每个公民相同的见解、相同的爱好与相同的利益。……第一种疗方要比疾病本身更坏。自由对于派系而言就好比空气对于火灾一样；没有前者做养料，后者将骤然熄灭。但因自由滋生派系而取消政治生命至关重要的自由，就和因空气点燃毁灭性力量而企图湮灭动物生命所必须依存的空气一样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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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通过摧毁自由来根除派系是荒唐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指望派系能因为人的观念趋于一致而自动消失呢？麦迪逊认为这完全是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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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第一种疗方不明智的话，第二种疗方则是不现实。只要人的理智会继续出差错，只要人还有理性思维的自由，不同见解就会形成。……人在才能上的差异是产生财产权的根源；它对于爱好的一致性是同样不可逾越的障碍。一方面是人们对于不同宗教信仰与政治见解的追求，另一方面，土地利益、制造业利益、贸易利益、货币利益，以及众多更小的利益必然在文明民族中发展起来，并把人分成不同的阶层，为不同情趣和见解所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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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斗争可以受到控制，但不可能根除，除非扼杀人的基本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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