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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国认识到宪政重要性的是日本打赢的两次战争。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顺利步入了列强的行列，从而成为通过君主立宪而走向富强的典范，迟早会对中国产生震动。1895年的“甲午战争”宣告了近半个世纪的“洋务运动”失败，极大地震撼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清政府准备接受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后，康有为发动在京参加会试的一千二百多名考生联名“公车上书”，痛陈变法图强的必要性。甲午战败使多数改良主义者认识到制度建构的重要性，因而纷纷学习并介绍西方宪政制度，并提出了君主立宪的初步主张。一时间，西学在朝野上下蔚然成风。（荆知仁，1984：58）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维新派进一步提出“伸民权、争民主、开议院、立宪法”的纲领，并通过翁同影响了年轻的光绪皇帝。1898年，光绪在维新思想的影响和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施行“新政”，在短短一百多天时间内颁布了110条维新法令，是谓“百日维新”或“戊戌变法”。这次改良运动主要涉及教育体制的改革、官僚机关的精简、财政制度的集中、军队现代化、满族特殊待遇的取消等问题，规定满族一律自食其力，并鼓励新闻自由和平民上书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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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实行了短暂的“戊戌变法”，遭到满清既得利益者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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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和历次变法相仿，“戊戌变法”触动了满清统治者的切身利益，因而“维新”只推行百天便遭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势力镇压。这是中国立宪努力的一次重大挫折。尽管维新失败了，变革的压力却依然客观存在。及至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占京城，慈禧本人和满清的王公贵族被迫“西游”逃难，才从玩弄“义和团”与列强的平衡术中醒来，两度下诏罪己。这次事件使保守派也意识到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张之洞、刘坤一、荣禄均奏请变法。在朝野的压力下，慈禧复行新政，从1902年起下达了不少改革措施，主要目的是为了“废科举、设学堂、派游学”。至于立宪，朝廷上下的努力则依然相当疲软。即使是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的“立宪法议”，也只代表了少数民间知识分子对宪政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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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的失败是中国立宪努力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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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战争是1904年因满洲利益冲突而引发的日俄之战。这场战争以日本小国打败俄罗斯大国的结局告终，被认为是立宪国战胜专制国的决定性证明，因而再次震动了中国朝野，并推动了中国的立宪进程。从此以后，立宪和国家与民族的强盛紧密联系在一起。1905年，驻法使臣孙宝琦首先奏请立宪，其他驻外使节和官员也纷纷呼应，因而立宪成为朝廷议政的中心问题。在民间，立宪也成为各报纸杂志议论国事的热门话题，涵盖了以前关于变法、民权、议会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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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立宪的成功和富强推动了中国的立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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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孙中山于1905年联合各反清团体成立“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自此，立宪运动分为两派。（参见王世杰、钱端升，1997：345—346）一派为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立宪运动，认为“不革命决不能立宪”，倡导建立民主共和制；另一派为康有为、梁启超所领导的改良立宪运动，主张借鉴日本或英国的君主共和制，在维持满清统治的前提下实行君主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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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立宪分为两派：革命派和改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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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君主制、共和制与君主立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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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君主制”（Monarchy），就是国家最高权力——包括立法、执法和司法权力——掌握在君主手中的制度。譬如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的所有法律都是皇帝颁布的；皇帝象征着国家主权，是所有执法权的来源，并可以直接干预司法程序。历史上，几乎所有国家都经历过君主制阶段。所谓“共和制”（Republic），就是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人民或其选出的代表手中的体制。共和制有时专指代议制，以区别于直接民主制。西方历史上，也曾有少数地区在某个阶段采取过这类体制。譬如古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曾采用直接民主制，而古罗马大约在同时曾采取代议共和制，一直持续到将近公元纪年开端。共和制最重要的特征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权掌握在人民或其代表手中，且执法甚至司法官员一般也由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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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君主手中；“共和制”——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人民或其选出的代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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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立宪”：君主虽然仍是终身、世袭的国家元首，但其权力受到成文或不成文宪法的控制。英国“光荣革命”确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君主立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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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只有很少国家是纯粹的君主制，而是至少在名义多少带有共和的成分。在从君主向共和转变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一类中间体制，即君主立宪制（Constitutional Monarchy）。所谓“君主立宪”，就是指君主虽然仍是终身、世袭的国家元首，但其权力受到成文或不成文宪法的控制。在历史上，君主立宪是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在和国王抗争过程中的妥协产物。通过长期斗争，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最后确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君主立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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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主立宪制中，又有实权君主与“虚位”君主之分。前一类制度更接近纯粹的君主制：虽然君主权力受到宪法限制，但他仍然掌握相当程度的实权，包括任命和罢免首相、解散议会、否决议会法案、不经议会同意而颁布紧急命令等。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1871年日耳曼统一以及中国下述《钦定宪法大纲》所试图建立的制度，都是属于实权君主立宪制。在“虚位”（有时也称“议会”）君主立宪制，君主和议会的权力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君主只是象征性的“虚君”，国家实权掌握在内阁手中，而内阁由议会选举产生，向议会负责。因此，虚君立宪在实质上就是共和制，君主只是形式而已。英国自“光荣革命”以后至今一直采取这种体制，尽管不时有建议要废除君主。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建立也是虚君立宪制，中国清末的《十九信条》所要建立的政体接近这种制度。在现代君主制中，绝大多数为立宪君主制，而在立宪君主制中，多数又为虚君制，因而体现了共和民主的不可逆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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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立宪制又分为实权君主与虚位君主。19世纪后期的日本和德国建立了实权君主制，英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建立了虚位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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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现代共和制中也有回归“君主制”的倾向。例如美国总统虽然每四年由全国选民选举产生，且只可连任一次，但在任期间的权力恐怕比世界上任何国王都大，尤其在外交军事方面很难对其权力产生实质性控制，因而总统有时也被戏称为“共和制下的君主”。因此，名实未必总是相符，读者不可不慎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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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钦定宪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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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内立宪运动所迫，清政府于1905年成立了政治考察馆，并派载泽、戴鸿慈、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访问了日、美、英、德诸国。次年回国后，诸大臣上书清廷，皆痛陈立宪之利、专制之害。这些言论一开始受到了朝廷保守派的攻击，但在梁启超与张謇等人的影响下，载泽等人数次上书，以立宪可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化解国内的革命力量，晓以利害，要慈禧超越满汉隔阂，“不为众论所移，不为浮言所动”。这些奏折感化了包括慈禧在内的清廷要员。1906年，清廷下谕宣布“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以“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为由，决定从改革官制、振兴教育、清理财政等具体措施入手，“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尽管这些措施距离正式立宪仍相当遥远，全国各地已一片欢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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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大臣出国考察后，清廷终于宣布“仿行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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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1905年9月，清政府派往国外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及其随从。次年，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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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立宪请愿运动日益高涨的压力及对其流变为革命的恐惧，奕、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先后敦促慈禧加快预备立宪的进程。1907年，应袁世凯奏请，清廷复派三名官员赴德、日、英三国考察宪制。应奕等人奏请，政治考察馆改名为宪政编查馆。该馆会同资政院按清廷意旨，草拟宪法大纲，确定了九年预备立宪计划。预备立宪清单主要包括提高国民教育，至第九年达到5%的识字率；制定民、刑、商法及诉讼法典，第一年制定，至第八年完全实施；城乡地方自治，第一年颁布章程，六七年内粗具规模并实施；清理财政，调查全国与各省岁入，颁布国家与地方税章及会计法，设立审计院，确定预算和决算；设置司法机构，在城乡各地先后成立审判厅，第六年成立行政审判院；改革官制，制定并试行中央与地方官制，颁布并实行文官考试录用章程；最后，设立议会，第一年筹办、第二年成立各省谘议局，颁布中央资政院章程并举行选举，第三年开始集会，第九年颁布议院法及议员选举法，并举行议员选举。必须承认，当时中国立宪的文化基础是极为薄弱的。人民中识字的盖不足1%，（荆知仁，1984：134—135）除了100多万乡绅之外，几乎一国都是文盲；官制严重老化、权责不明，现代意义的法典与法治更不存在，民主议政则尚未开始学步，而所有这些现代制度的建立实为立宪的必要前奏。因此，九年时间看起来长，但对于千年积弱、百废待兴的中国而言实在是必要的。然而，立宪期限如此遥远，亦容易产生疲软拖沓及多种不可预见的变数，革命党和立宪派对三心二意的清政府尤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