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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982年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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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中共召开十二届六中全会，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基本路线。1982年2月，宪法修改委员会提出了修改草案的讨论稿。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修改草案。修改委员会根据所收集的意见作了进一步修改，并于11月通过了修改草案。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并公布了现行宪法。从程序上看，1982年宪法经过了比较慎重与仔细的讨论。一般认为，这部宪法是1954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建国后最为稳定的一部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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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宪法是1954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建国后最为稳定的一部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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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宪法共4章、138条。宪法前言表达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共产党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后加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道路。前言明确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第一章是“总纲”，内含32条。其中第1条规定了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制度”。第2条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全国人大与地方各级人大行使国家权力。第3条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与地方人大都由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并受其监督，国家的行政、审判与检察机关则都由人大产生，对其负责并受其监督。第五条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和前言相一致，这项条款表达了宪法在整个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最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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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前言和第五条表达了宪法在整个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最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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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往宪法不同，1982年宪法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提前到第二章，更彰显了公民权利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扩大了权利保护的范围，使权利保护增加到24条。其中第33条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第37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和以往宪法相比，1982年宪法增加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39条和第40条分别保护公民的住宅权和通信自由与秘密。第41条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这四条都是以往宪法所没有的。因此，在条文上，1982年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是比较详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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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往宪法相比，1982年宪法彰显了公民权利的重要地位，并扩大了权利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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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宪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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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的经济、政治与法律观念也在不断变化。同时，改革开放也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因而要求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解决。积累到一定的阶段，这些变化如此重要，以致要求宪法的修正。到目前为止，1982年宪法分别在1988、1993、1999年和2004年经过了四次修正。绝大多数是对序言和总纲的修正，并主要集中于经济制度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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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宪法至今经过四次修正，主要是调整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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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两条修正案，都是有关经济方面的内容。第一，修正案对宪法第11条作出补充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第二，修正案在宪法第10条第4款中增加“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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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九条宪法修正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在宪法序言中强调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且“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以此作为经济建设的指南，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第二，将宪法第7条中的“国营经济”、“国营企业”改为“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体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思想。第三，将宪法第8条第1款中对集体所有制的定义，从“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形式的合作经济，改为“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及其他形式的合作经济，后来在1999年的修正案中又被进一步修订。第四，将宪法第15条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第五，宪法第16条和第17条原分别对国家企业和集体经济行使经营自主权规定了完成或接受“国家计划”的条件，现予取消。第六，主要将宪法第98条中县级人大的任期从3年改为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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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六条修正案。第一，宪法序言明确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邓小平理论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为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第二，在宪法第5条开头插入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法治建设提到宪法任务的高度。第三，在宪法第6条中加入“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四，将宪法第8条第1款进一步修改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第五，宪法第11条及1988年修正案原规定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现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提高了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宪法地位。第六，将宪法第28条中国家所打击的“反革命活动”，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使这一概念在法律上更容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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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修宪将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提到宪法任务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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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对宪法再次作了重要修正，通过了十四条修正案。除了在序言中加入“三个代表”思想并将“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大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之外，宪法正文的修改主要如下。第一，对宪法第10条第3款中关于土地征用或征收的规定增加了“给予补偿”的要求。第二，将宪法第11条第2款中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概念扩大到一般的“非公有制经济”，并明确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第三，将宪法第13条对私有财产的具体规定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不但将私有财产提高到和公共财产同样的宪法地位，而且明确规定了对私有财产的征收或征用之补偿。第四，在宪法第14条中增加第4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五，在宪法第33条中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第六，将宪法第67条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二十项权力（决定“戒严”）改为决定“进入紧急状态”，并将第80条和第89条分别赋予国家主席和国务院的权力作了相应修改。第七，在宪法第81条中增加了国家主席“进行国事活动”的权力。第八，将宪法第98条中关于乡镇人大代表的任期由三年改为五年，从而统一了地方各级人大的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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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经济改革与宪法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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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书第一章所述，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因而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应该频繁修改。与此相联系，既然宪法是基本法，它就不应该规定一般的国家政策，包括经济制度的细节。然而，1982年宪法总纲中包含了大量的经济制度和政策性规定。这就产生了一个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乃至不同所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且今后必然还会不断发生变化，从而要求宪法作出相应修改以适应改革的需要，但不断修宪显然不利于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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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任何法律一样，宪法也有基本指导思想，但这并不表明任何重要的指导原则都必须写入宪法，一般的经济政策就更不宜进入宪法。这是因为，第一，宪法是一部稳定的基本法，因而不那么基本的政策应该由法律规定，而不应进入宪法；否则，政策变化必然要求修改宪法，从而影响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更重要的是，宪法的修改程序通常比一般法律更为复杂，因而让宪法规定一般政策将束缚立法者的手脚，使之不能随社会变化而及时调整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的宪法却仍然基本停留在1982年的水平。每次重大的经济改革都需要获得宪法授权，不但有可能阻碍了改革的步伐，而且要求宪法频频修改，必将对宪法权威产生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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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宪法作为法必须是可实施的，而并不是所有的政策和原则——包括基本的或重要的原则——都具备可实施性。事实上，绝大多数有关经济制度的规定都不具备可实施性。例如如何保障国家的基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且不说“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极难界定——西欧的福利国家是不是“社会主义”？民营企业的生产总值超过国有企业的国家是不是“社会主义”？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根本就没有办法保证公有制（或私有制）一成不变，因为所有权可以通过市场公平交易随时转换，而这是宪法和法律不需要控制也控制不了的事情：国家可以征用私人的土地，私人也可以购买原属于国家的财产——只要双方自愿，国家通过法律的人为阻碍是徒劳的，也是对经济发展有害的。正如韦伯指出，在某些条件下，“法律秩序”仍保持原状，而经济关系却发生了极端的转变。在理论上，社会主义生产体系可以经由政治权力通过自由契约而逐渐采购所有生产手段，甚至不需要改变法律的任何一段话就可产生，反之亦然。（Weber，1978：334）因此，宪法对经济制度的规定不仅是不必要的，也是难以操作、不可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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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美国联邦宪法。美国无疑是一个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然这两个词也有歧义）为主导的国家。但美国宪法中却找不着“资本主义”、“私有制”或“市场经济”这些字眼。显然，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为这些制度设定不重要。但宪法之所以没有规定，无非是出于两个原因：其一，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是不好操作、不可实施的，而宪法的每一条都必须获得实施。不但“私有制”这类概念模棱两可、难以界定，而且一旦经济制度发生偏离，没有人能成功主张如此直接的法律利益而获得宪法诉讼的资格。譬如国家在给予公正补偿的基础上征用私人财产，被征用者并不能因为政府增加了公有制程度而诉诸法院，因为无论是国家的经济制度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只要她个人获得了公正补偿，那么她就没有受到使她获得诉讼资格的个人损害，因而宪法即使规定了资本主义，也无法阻止美国向社会主义转变。既然不可实施，那还不如不规定。其二，许多人可能认为经济制度无论如何重要，都应该通过人民代表的立法行为而加以改变。说不定美国哪一天也会抛弃市场经济，走向计划经济——其实，美国经济的计划成分自新政以来已经相当高。因此，霍姆斯法官在一项著名的反对意见中提醒人们：“宪法并没有制定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28]美国宪法并没有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竞天择”理论，而是将社会政策——政府究竟应该干预多少？——留给受制于周期性选举的立法机构自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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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联邦宪法仅涉及极少的经济权利条款。宪法正文仅一处提到这类权利：第1条第10款禁止各州政府取消合同义务，从而突显了契约自由的重要性。修正案中两处提到类似的经济权利：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分别禁止联邦和各州不经过法律正当程序就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第五修正案进一步规定，“财产的征用必须获得公正补偿”。这些规定非常简洁，也非常有效地解决了诸如中国目前面临的拆迁补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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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82年宪法在这方面问题最多，因为它规定了大量的政策性质的条款。除了“序言”之外，“总纲”集中规定了国家的基本政策，尤其是经济制度取向。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即使在改革开放后规定的宪法经济制度也已经过时，因而存在着不断修正的需要。因此，在1982年宪法之后的三次宪法修正中，绝大多数修正案是针对总纲中规定的经济制度条款。只是在2004年的修宪中，经济条款的比例才有所降低。事实上，如果确立了平等原则和市场经济原则，保证市场经济下公平交易的权利，那么许多条款本来是没有必要规定的，这样以后也就用不着不断修正。宪法的特点是容易“挂一漏万”：规定得越多，保障得越少；对国家政策的规定越仔细、越具体，政策的缺漏和矛盾就越明显。一旦规定了经济制度和相关的国家政策，宪法和改革都陷入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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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应如何处理宪法稳定性和经济或社会改革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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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宪法的制定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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