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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性”宪法国家，司法审查权尤其受到争议，因为既然宪法修正非常困难，但宪法有时又必须获得修正以和时代保持一致，法院实际上成了修宪机构。尤其是在联邦国家，修宪的权力往往不在中央议会，而经由各州同意的修宪过程又极为漫长、困难。即使中央议会的绝大多数代表都不同意宪法审查机构的决定，它也很可能没有能力纠正这项决定。这样，宪法文字难以改变，但宪法文字的意义又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化，因而需要审查机构对宪法条文进行灵活解释。通过创造性的“解释”，法院更新着宪法条文的含义，使宪法在外观不变的情况下仍然“活着”。在这些宪政国家里，对宪法解释权力的监督基本上是通过解释机构的自我控制，而控制力度部分取决于司法解释的方法，因为解释方法往往决定了司法审查的自由裁量权之范围。在上述四种方法中，条文与历史主义方法比较严格，因而司法自由裁量权较小；结构与目的性解释则比较宽松，因而对应着相对较大的司法权力。一般来说，只有宽松的解释方法才能允许一部刚性宪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成长。当然，这并不是说宪法解释可以是任意的，而不受任何社会或政治控制；相反，法院对宪法的解释必须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才能确立并生存下来。因此，刚性宪法的成长固然往往起源于司法解释的创新，但毕竟脱离不了宪政文化的社会土壤。以下两个案例清楚体现了美国宪法作为“活的宪法”是如何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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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主义和历史主义方法对司法裁量权的限制比较严格，结构与目的性解释则相对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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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司法失败——罗斯福新政与最高法院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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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尤其是电气和铁路——的发展，产生了全国性的经济规模，因此也产生了对全面政府调控的需求。一方面，庞大的企业和贸易规模往往超出任何一州范围，使各州政府无能为力，只有联邦政府才能有效调控现代经济。尤其是在1929年的大萧条之后，政府干预市场的需要体现得更为明显。1932年，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当选总统，开始制定一系列立法以恢复经济，从而开始了所谓的“新政”（New Deal）。然而，最高法院仍然念念不忘经典自由主义，试图维持最少政府干预和财产权利不可侵犯的传统观念，并根据自身对宪法的理解来限制政府职能，因此接连宣布联邦和各州的经济调控法律违宪。最高法院对新政的顽固抵制最终触发了一场宪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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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高法院对新政措施的抵制产生了宪法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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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法院约束联邦政府的手段之一，就是对“州际贸易”的范围给予狭隘的解释，要求调控事项只和贸易“直接相关”，而不能扩展到州际贸易开始之前或结束之后的活动。为此，法院截然区分“贸易”（commerce）和“生产”（production）或“制造”（manufacturing）概念：州际贸易只限于和各州贸易直接相关的事项，包括直接附属于商品的买卖和运输，而不包括把材料转变为成品的生产制造过程。否则，国会不但可以调节贸易和制造业，也可以调节农业、渔业、股票公司和其他一切人类活动，其权力范围就将变得漫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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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1935年的“谢克特家禽案”中，[60]罗斯福政府的一项主要政策——《全国工业恢复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受到挑战，并因为超越州际贸易条款而被法院宣布违宪。这项法案授权联邦政府，“为工商业制订公平竞争的规则。”在它授权下，执法机构不遗巨细，制订了几百条行政规章。其中之一就是“家禽规则”（Live Poultry Code），它规定了家禽业工人的工时和工资限度。该案涉及纽约市的家禽销售，其中96%的家禽来自外州。谢克特是家禽销售商，他从市管理委员会那里买来家禽，然后运往他在布鲁克林的屠宰场。联邦行政机关裁决，谢克特工厂违反了“家禽规则”所规定的工资和工时限制，谢克特则宣称政府法律违宪。政府在法院的辩护是：工人的工时和工资将影响产品价格，靠高工时和低工资获得的廉价产品将降低市场价格，增加市场对便宜物资的整体需求，并最终破坏整个价格结构；而既然政府有权保护整个大陆的贸易，它也就有权调节工时和工资。但首席大法官休斯（C.J.Hughes）排斥了这种论点，认为工时和工资对州际贸易缺乏“直接影响”，因此谢克特的企业活动属于联邦无权调控的州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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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最高法院对宪法的“州际贸易”条款采取狭隘解释，宣布国会立法违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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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遭到法院的一系列抵制之后，罗斯福总统提出了“填塞法院计划”（Court Packing Plan），从而使最高法院和总统与国会之间的矛盾达到高潮。当时最高法院有六名法官超过70岁，而其中四名是“保守派”。罗斯福提议在九名法官之上，新增六名法官，美其名曰“帮助”法院处理案件，实际上是要通过任命新法官，使法院受控于支持新政的力量之手。法官们一致表示现行法院完全有能力处理案件，并不需要总统“帮助”。最后，鉴于它给三权分立原则带来的明显威胁，总统提议未能获得国会通过，因而没有实现。最后，在1937年的一个案例中，[61]法院自行改变了态度，并在此后大大放宽了对政府经济调控权的限制。宪政危机遂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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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的个别成员最后自行转变观念，结束了和总统与国会的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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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大多数人都认为“新政”标志着最高法院的“失败”。你是否同意这种观点？“新政”的这段经历是否和制宪者当初的设想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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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司法成功——“校区隔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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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内战结束后，蓄奴制被联邦宪法取消，第十四修正案规定各州必须对所有人给予“平等保护”。然而，种族歧视却以各种方式继续变相存在着。种族歧视得以合法存在的一种方式叫做“平等隔离”，当时为许多州所采纳。所谓“平等隔离”，主要是针对黑人的种族隔离政策，规定州内的旅店、列车、剧院等公共场所应把黑人和白人隔离开来，但为他们提供对等的设施，以避免公然违反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规定。在1898年的一个案例中，[62]联邦最高法院明确承认了“平等隔离”的合宪性，从而默认了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在公共学校，州政府更是有恃无恐地采取种族歧视政策，授权白人学校拒绝接受少数民族的孩子。[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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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平等隔离”政策的合宪性受到最高法院承认，纵容州政府进行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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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50年代，最高法院在沃伦首席大法官（C.J.Warren）的领导下活跃起来，并使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获得真正的生命力。在1954年的“校区隔离第一案”（或称布朗第一案），[64]最高法院终于宣布各州对中小学实行的“平等隔离”政策违宪，从而推翻了半个多世纪前“车厢隔离案”的结论。“校区隔离案”是来自坎萨斯、南卡罗兰纳、弗吉尼亚和德拉华四州的集体诉讼（class action）。它们共同的主题是：所在州的黑人公民起诉州法对中小学采取的“平等隔离”政策。在各州决定中，坎州和南卡法院认为隔离学校的设施已经“平等”，因而驳回原告要求；弗州和德拉华法院则认为设施尚有欠平等，因而弗州法院要求州政府实行进一步平等化，而德拉华法院则要求白人学校录取黑人学生。所有州法院都维持了州法的“平等隔离”条款。但在沃伦法官的意见中，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种族隔离是“内在不平等”的，因此必然侵犯“平等保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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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的“校区隔离第一案”宣布在学校实行的“平等隔离”政策违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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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考虑所提出的问题：即使物质条件和其他“有形”因子可能平等，在公立学校对儿童实行纯粹基于种族的隔离，是否剥夺少数民族的孩子获得平等教育的机会？我们相信这种隔离确实剥夺平等机会……纯粹基于种族而把这些孩子和其他类似年龄与资历的孩子隔离开来，将对他们在社团中的地位产生低人一等的感觉，并可能以难以复原的方式影响他们的心灵和思维。……隔离的教育设施是内在不平等的。原告或其他处境相似的人，被剥夺了第十四修正案保障的法律平等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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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法院“取消隔离”（desegregation）的决定下达之后，全国各地反应强烈。在南部各州，法院决定的实施遇到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巨大阻力。鉴于这些困难，最高法院于次年下达“校区隔离第二案”的决定，[65]授权地区法院根据当地实情，采取合适步骤来逐渐取消隔离。但“校区隔离案”的判决只标志着取消隔离运动的开始。在蓄奴制被取消近一个世纪的南部，种族歧视仍然根深蒂固。一些州与地方政府或公开抵制法院决定的实施，或对私人团体的暴力行为熟视无睹。如1957年，在阿肯色州的小岩市（Little Rock），一群暴徒阻挡黑人学生进入刚被取消隔离的白人学校。联邦政府被迫动用军队，以保护这些黑人孩子安全入校。1965年，阿拉巴马州的州长华利斯（George Wallace）竟亲自站在校门口，阻挡黑人学生进入原来全为白人的公立学校，只是在联邦部队到来后方才退却。取消中小学的种族隔离，是通过数百乃至上千次诉讼才获得部分完成。到60年代末，法院逐渐失去了耐心。各地学校专区（school districts）被给予机会，自行制订计划以取消种族隔离。如校区仍然坚持消极抗拒，法院将直接颁布命令去实现种族结合。由于乡村居民隔离程度较小，乡村学校的种族交融相对容易进行。在城市，由于黑白居民倾向于分别居住不同的区域，取消城市学校的隔离存在实际困难。为此，法院发明了独特的“校车接送”（busing）系统，把居住不同地区的学生送出本地学校，从而打破了城市居住的种族隔离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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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决定的实施曾受到地方政府的阻挠，迫使法院进一步直接干预地方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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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校区隔离案”的决定也遭到了某些社会势力的抵制，但历史证明这项司法决定获得了美国社会的普遍支持；事实上，它唤醒了公民对平等的意识，并为20世纪60年代的公民权利运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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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对比最高法院在“新政”期间的不同遭遇，你认为以上两个案例在性质上是否有任何不同？——还是事后论英雄，“胜者为王败者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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