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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及其可能的限制或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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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在程序上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规定？注意该解释首先由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提出，其所依据的两条规定为香港基本法第43条与第48条。其中第43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依照本法的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第48条规定了行政长官的职权，其中被引用的第二项为“负责执行本法和依照本法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其他法律”。从这两条规定，你能否得出行政长官有权向国务院提交关于质疑终审法院解释的结论？香港基本法也没有规定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的职权。第158条仅要求终审法院在应该提请时主动提请人大常委会解释，而没有授权国务院或其他机构提请解释或人大常委会在终审法院没有提请时自行解释。你是否认为基本法有必要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干预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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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158条所规定的提请机制有些类似于欧洲共同体的“提交”（reference）制度。（参见本书下一章）如果成员国法院在判案过程中遇到共同体法律的解释与适用问题，且共同体法律的解释将对判决结果产生影响，那么成员国最高法院应把该问题提交给欧洲法院加以解释。但这里也存在一个“灰色区域”：如果成员国法院拒绝提交共同体问题，那么欧洲法院不能自行干预。这是否表明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应该等待终审法院的提请才能干预——除非基本法以后另行规定了干预程序？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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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既然基本法第158条已“授权”特区法院“自行解释”自治范围内的条款，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失去了对这些条款的解释权？换言之，第158条的“授权”是否把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限制于基本法的部分条款，即“特区自治范围”之外的条款，并在这个意义上，人大常委会和特区法院分享对基本法的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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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终审法院对其是否有权审查人大立法的观点只是不影响上案判决结果的“附论”，这是否表明它没有必要在该案中把这个问题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是否表明人大常委会不应对终审法院的这一“附论”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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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立法原意”的“主观”解释方法之批评，参见林来梵，2001：422—425。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什么强调“立法原意”？它的解释是否表明终审法院的判决偏离了“立法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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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大解释坚持认为，基本法第22条第4款要求所有的申请人——包括香港居民在内地出生的子女——获得当地出入境管理局的有效批准，才能合法入境。但根据人大常委会对第24条的解释，符合条件的香港居民在内地出生的子女是基本法意义上的永久居民。如果内地行政机构不批准这些子女的出境申请或香港入境处不批准入境申请，他们有什么法律救济？你认为这些救济是否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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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特别行政区可以提出基本法的修改议案，但修改基本法的权力在于中央。香港基本法第159条、澳门基本法第144条规定，基本法的修改权属于全国人大，修改提案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的修改议案须经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2/3多数、立法会全体议员2/3多数和行政长官同意后，交由特别行政区出席全国人大的代表团向全国人大提出。特区修改议案的提出同时需要其在中央议会和本地议会的超多数通过，并征求行政长官同意，因而是相当严格的要求。因此，如果说基本法相当于特别行政区的“宪法”，那么其制定、修改与最终解释权都不在特别行政区本身，而在于中央，且特别行政区的任何法律都不能和基本法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解释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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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行政区可以提出基本法的修改议案，但修改基本法的权力在于全国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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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复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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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单一制、联邦制和邦联制？它们之间有何异同？它们各自的思想渊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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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联邦制的基本原则？什么叫“有限政府”？它和联邦制有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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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顾“美国银行案”，什么是联邦制宪法所必须考虑的两个问题？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宪法原则或依据分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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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什么是州际贸易条款及其“潜伏效应”？什么是“库利原则”？比较美国、中国及其他国家，如何界定中央与地方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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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论述“内部政治制衡”以及联邦主义和民主的关系。为什么孟德斯鸠等思想家认为大国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美国的联邦主义构想如何解决民主和规模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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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试解释欧洲共同体法律的直接效力和最高地位。什么是“辅助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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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联合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中国在联合国发挥什么作用？国际法院的判决对中国是否具有强制管辖权？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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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试论述中国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划分及其立法权限之界定，并比较和美国的异同。你认为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否比美国更为统一？中国实行的“分税制”是否可被认为是财政联邦主义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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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香港和澳门特区基本法和中国宪法之间是什么关系？参照吴嘉玲案的判决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特区法院有没有权力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是否符合基本法？有没有权力审查特区本地立法是否符合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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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第三版） 第五章 政府组织形式——立法、执法与司法权力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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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地域上划分国家权力并确定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之后，下一步就是进入到中央或地方政府本身，并考察具体政府内部的权力分配。毕竟，政府不可能是一个整体，因为政府职能注定是有分工的。现代社会本身是一个高度分化、极为复杂的实体，我们每天都和很多人发生不同性质的交流和作用，而这些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受到法律的调控。因此，现代政府总是忙于制定、解释并实施各式各样的法律。如果你选择从政作为你的职业生涯，你在任何特定时候只可能选一样——你不可能做议员的同时还做法官。这样做当然违反了“三权分立”或“不得兼职”等宪法原则，但更简单地说，现代政府的每一种职能的日常事务都如此繁重，以致你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把两份工作都做好。因此，现代政府（古代政府其实也大致如此）被分为众多不同的部门，它们分别由不同的人负责和运作，专门从事不同类型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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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政府部门的兼职违反了分权原则和社会分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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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讨论政府的三种主要职能——立法、执法与司法，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第一节讨论立法和执法权力的关系及其理论基础，以下各节则分别讨论各国的立法、执法和司法部门的职权。限于篇幅，除了中国以外，对其他国家的讨论限于其中央（或联邦）政府。对于联邦政府，各州政府的结构与联邦政府大同小异；对于单一制，地方政府被认为是中央下属机构，因而一般是行政法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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