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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党制和两党制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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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瓦杰是在其《政党》一书中提出这一定律的。（Duverger，1954）关于“杜瓦杰定律”的评论，参见Sartori，1994：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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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混合代表制——地区代表与比例代表的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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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比例代表制鼓励政党的分化，有助于多元化社会利益的代表，但有可能对议会政府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并对参与政府的各党合作要求很高。尤其在转型国家，民主文化尚未深入民心，民主制度尚未巩固（consolidation），不同政党尚未形成宽容与合作之习惯，这种制度势必难以维持下去。1919年的德国魏玛宪法采取了比例代表制，因而议会中存在着为数众多的政党，从而提高了不同政党之间合作的难度和成本，造成了政府动荡与最终垮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再次出现，但同时又为了保证不同政党在议会中获得公正的代表，《基本法》采取了混合体制：一半众议院议员由比例代表制选出，另一半则由单一成员选举制选出。这样既保证了不同政党的代表性，又不至于摧毁议会政府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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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比例代表制有助于多元化社会利益的代表，但可能对议会政府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因而德国《基本法》采取了比例代表和地区代表的混合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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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地区代表制相结合的基础上，比例代表制还受到“5%规则”（Five-Percent Rule）的立法限制。根据这项规则，政党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具有5%以上的选民实力，方可得到比例代表进入联邦议会。新的政党还必须收集一定百分比的选民签名，以证明它获得了足够的选民支持。由于这项规则的目的是充分保障议会稳定，防止代表基础太薄弱的分裂政党进入议会，它的合宪性得到宪政法院的肯定，并被德国各级政府所采纳。但任何超过5%的普通限制，都必须具备特别或迫不得已的理由；如在1952年，州的“7%规则”就被宪政法院宣布无效。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尽管《基本法》未作特殊规定，各州立法机构如果愿意，即可以使他们免除“5%规则”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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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代表制还受到“5%规则”的立法限制，防止太多小党进入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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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代表制使战后德国处于两党与多党之间的中间状态。现在的德国代议制被归结为“两个半政党体制”：相对左倾的社会民主党（SPD）和右倾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构成了两大反对党；相比而言小得多的自由民主党（FDP）虽只算“半个政党”，但足以阻止任何一个大党独立构成2/3多数，因而在重要立法活动中必须获得其联合。其他政党组织的实际作用则更小。联合政府要求所有政策必须得到政党的妥协与合作，从而制约了多数党控制的联邦立法与执法机构压制少数党派之能力。近年来，绿党（Green Party）的实力不断增强，已取代自由党而成为德国的第三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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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规则”的合宪性——“巴伐利亚州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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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7年的“巴伐利亚州党案”中，“5%规则”的合宪性受到挑战。巴伐利亚党在本州内势力强大，但在全国范围内未能获得5%的选票，因而不能进入联邦众议院。该党在联邦宪政法院宣称，“5%规则”违反了《基本法》第3（1）、38（1）和21条对政党的保障，并且该规则以整个联邦而非各州为计算单位，因而违反了《基本法》的联邦主义特性。宪政法院第二庭维持了“5%规则”的合宪性，并首次系统阐述了政党竞选的平等机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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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原则并不要求，立法者必须以绝对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个人和其有关社会团体；它允许经过适当考虑之区分。平等原则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立法者去区别调控某些事务，取决于这类事务的性质。就选举而言，历史进展和《基本法》的民主—平等基础，要求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每个平等公民都能根据他自己的意愿，以决定他愿意何人成为人民代表，从而对于选举结果，一票和另一票在原则上具有同样的法律影响。在《基本法》所创造的自由民主秩序中，所有公民在表决权上的平等价值是基本的。选票价值一定不能因教育、宗教、财产、社会阶层、种族或性别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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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要求选票在原则上具有同样的法律影响，不能有所歧视。另一方面，要考虑政府稳定。宪政法院判决，不符合5%规则的小党可以被合宪地排除于议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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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票价值也不能因选民的政治见解而有所不同。根据《基本法》第21条第1款，既然政党的主要任务正是去参与形成人民的政治意愿，宪法对它们所保障的组党自由，在原则上必然关系到它们在选举中的自由影响——即所有政党的权利平等……只有根据《基本法》第21条第2款，‘危及’政治体制的政党才能被联邦宪政法院所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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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选举的目标不仅是为了实现个体选民的政治意愿，而且也是为了产生一个有效的政治机构——议会。民主原则要求按准确比例去反映不同的大众政治观点；但如果这项原则被始终如一地运用到其极端，那么议会就可能分裂成许多小团体，从而将阻碍甚至阻止多数之产生。由于在一个党派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及其利益之间的妥协已经形成，大党将有利于议会内部之合作。不受限制的比例代表，将为小规模团体获得议会代表而创造机会；这些团体并不代表和公共福利相协调的政治纲领，而基本上仅代表一边倒的利益。然而，只有对公共福利负责的明确议会多数，才能形成在外交与内政层面上都有能力的内阁，去完成实体立法任务。因此，根据何种政党对完成议会任务更为合适，法律可对政党加以合法区分。基于这些理由，所谓的‘分裂党派’（splinter parties），可被排除于比例代表选举的席位分布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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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显著不利于弱小党派的立法措施，都将受到联邦宪政法院的严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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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基本法》并未规定任何具体的选举体制，比例代表和地区代表的混合体制及受到宪政法院承认的“5%规则”，已具有相当于宪法条款的稳定地位。因此，尽管在以后也曾有改变选举制度的提议，且在60年代底，联合执政的各大党还一度扬言要过渡到单一的地区代表制，以排斥小党进入议会，这些企图始终没有成功。“巴伐利亚州党案”表明，任何这类显著不利于弱小党派的立法措施，都将受到联邦宪政法院的严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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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民主与专制——两种选举的对比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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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是社会利益为了争取政治权力而激烈角逐的过程。由于社会利益是分化的，因而可以预料由人民选举的议会也必然由代表不同利益的党派组成。2002年9月22日，德国联邦议会举行第15届大选，社会民主党和绿党所形成的“红绿联盟”以微弱优势胜出，赢得了603个联邦议院席位中的306席，社民党总理施罗德（Schroeder）执政。在这次大选中，共有20多个政党或联盟参加了角逐。德国统一后共16个州，分为299个选区。在6120万合法选民中，约79%参加了大选投票。得票超过5%的有4个政党：社民党获得38.5%的选票和251个议席，联盟党获得38.5%的选票和248个议席，绿党获得8.6%的选票和55个议席，和联盟党结盟的自由民主党获得7.4%的选票和47个议席。民主社会党则获得了4%的选票，因未能超过5%而只保留了2个直选议席。社民党的得票率比上届大选的40.9%有所下降，但绿党得票率则明显超过了上届的6.7%，因而红绿联盟仍然获得了47.1%的选票和306个议席。虽然没有达到半数，这个比例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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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总统在任何特定的时候只能有一个，因而必然只属于某一个党派，但总统的选票在民主国家和议会一样四分五裂。（参见第五章的“美国总统大选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独裁国家反而动不动就出现“全票当选”的奇迹。看看已经垮台的前伊拉克政府的选举。2002年10月15日，伊拉克看守总理举行全民公决，1100多万有资格投票的选民全部参加并投了赞成票，居然没有一张反对或弃权票！总统萨达姆以100%的全票再次连任，任期7年。萨达姆于1979年开始出任总统，在1995年举行的伊拉克“有史以来第一次全民公决”中以99.96%的得票率连任总统。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全民公决监督委员会主席、萨达姆的家族成员易卜拉欣称，这次全民公决完全是按照民主程序进行的，充分反映了伊拉克人民和国家的意志。“那些不理解伊拉克的人，当然不相信这样的得票率。”据报道，在1995年的那次“选举”中，“有2500名选民投了反对票，此后不久便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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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全票当选”之后不久，萨达姆政权就被美英联军推翻了。从一位选民的角度来看，你认为一个本国的独裁者和外国强加的政权有本质区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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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政党与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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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并不是从来存在的。事实上，它们是相当近代的产物。只是在制定了1788年宪法将近半个世纪以后，美国才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政党制度。这固然是民主的自然要求，但我们可以从这么长的间隔中看到，政党是民主经验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同时又是带动现代民主运行的必不可少的“机器”——美国在19世纪后期一直是这么称呼民主党的。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大众政党固然是少数政客为了当选而发明的机制，但它同时也帮助解决了分权机制给政府运作所带来的困难。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指出：“一个大众政府的困难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能够统治，然后迫使它自己控制自己。”（Hamilton et al.，1961：320—324）为了保障自由和权利，宪法要求政府分权，而分权不可避免的“副作用”是削弱政府的统治职能。因此，无论政党存在于宪法之中还是掩藏在宪法背后，政党政治和宪法制度的关系都是最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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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帮助解决了分权机制给政府运作带来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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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探讨大众政党的发展历程以及各国政党与宪法的关系。在西方国家，党政分离产生了政党的宪法地位问题。虽然政党不是国家机构，各国基本上都认为政党有义务遵守宪法。既然宪法义务直接或间接适用于政党，这一节还将讨论宪法对政党行为的具体限制，最后介绍中国的政党制度及其和政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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