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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一人转变救了九人”——“西滨旅社案”[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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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7年的“西滨旅社案”中，一位原先采取保守立场的法官转变了他的立场，致使法院以5∶4多数维持了一项州对妇女最低工资的规定，从而明确推翻了法院在“工资第一案”中的判决。休斯首席大法官（C.J.Hughes）的意见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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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挑战妇女最低工资的人宣称，［纽约州的］规章剥夺了契约自由。这项自由究竟是什么？宪法并未提及契约自由。它仅提到自由，并禁止不经法律正当程序来剥夺自由。在禁止这类剥夺时，宪法并未承认绝对或不受控制的自由。宪法下的自由，必然受制于正常程序的限制；如果根据社团利益而采纳的规章与目标合理相关，那么它本身就是正当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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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的态度有所转变，霍姆斯等法官的少数意见获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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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机构显然有权把妇女考虑为接受最低报酬的阶层，她们的谈判能力相对软弱，且因生计所迫、她们容易成为那些贪婪雇主的牺牲品。立法机构有权采取措施，去减少‘血汗体制’的罪恶；这种体制通过低得不能维持生存的工资，对工人实行剥削，并利用她们的无力状况进行最有害的竞争。立法机构有权考虑，其最低工资要求是实施保护政策的重要帮助。许多州采纳类似的要求表明，［经济］罪恶是存在的，并且州政府决心采取措施加以控制。我们只需决定，对这项诉求的立法回应并不能被认为是任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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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滨旅社案标志着“经济正当程序”的衰落。在此之后，法院不再用“实体正当程序”理论来严格审查联邦或各州的经济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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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美国法院固然代表了国家法治的保障和象征，但从这次宪政危机及其解决方式来看，法院有时也带有一些偶然性甚至任意性。你如何认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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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5年的“李氏眼镜店案”，[288]法院从先前维护“契约自由”的极端，走向“放任调控”的另一极端。俄克勒荷马州的法律规定，只有具有执照的配镜师或眼科医生、或具有其书面处方者，才能为顾客配备眼镜，甚至眼镜制造商亦必须获得他们的处方。州法的目的明显是为了保护配镜师和眼科医生的经济利益，限制职业竞争。联邦地区法院判定它违宪：尽管立法机构表面上处理着一项有关公共利益的事务，它所采取的手段既无必要，又和目标无关。但最高法院推翻了地区法院的结论，并主动为俄州找出支持理由，几乎使“合理相关标准”有名无实。道格拉斯法官（J.Douglas）的意见指出：“在许多情形下，俄州法律或许是浪费或毫无必要的要求。但平衡新要求的利弊，乃是立法机构——而非法院——的任务……法院过去曾利用正当程序条款，因法律不明智、不妥当或与特定学派的理论格格不入，而推翻州法对商业和工业状态的调控；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最后，在1963年的“债务调节案”，[289]坎帕萨斯州的法律除了“合法从事律师业”以外，禁止任何人从事“调节债务的工作”。最高法院一致肯定了州法的合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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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正当程序”理论完全衰落，司法审查标准极为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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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洛克勒案半个世纪之后，最高法院完全回到了霍姆斯法官的著名反对论断。法院不再死守自身对传统经济哲学的信仰，来推翻联邦或各州立法机构的经济决定。冈瑟（Gunther，1991：462—463）教授总结了洛克勒决定的错误。他主要指出两点：首先，法院对宪法修正案的“自由”采取广义解释，使之包括宪法未明确规定的“契约自由”。其次，法院认为“契约自由”尤其重要或“基本”，以致值得司法机构加以特别保护。因此，在处理经济权利案件中，法院名义上只审查立法手段和合法目标是否合理相关，实际上则偏离了传统的“最低合理”（minimum rationality）标准，而采取更为严格的司法审查，从而使立法遭到推翻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在洛克勒案之后，法院尽管仍然承认“契约自由”是正当程序所保障“自由”的一个层面，但退而采用真正的“最低合理”标准去审查立法：只要合理的人可能认为立法机构采取的手段将促进合法目标，立法的合宪性即受到法院肯定。在经济事务上，法院甚至走向宽松标准的极端：司法审查假定经济调控的合宪性，并即使法律自身未明确宣布，法院也可以主动替立法寻找理由，从而使合理性审查有名无实。1937年以后，法院不但拒绝宣布联邦调控超越州际贸易权力，也从未判决任何联邦或各州的经济立法违反“法律正当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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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现在采用“最低合理”标准审查限制“契约自由”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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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经济活动自由的宪法保护——法国和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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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相比，法国宪法对企业与贸易自由的保护更为薄弱。无论是1789年的《人权宣言》还是1946年的宪法前言，均未明确包括贸易或企业自由。然而，这项自由理所当然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早在1791年，立法（Loi Chapelier）就承认贸易与企业活动自由，其第7条规定：“任何人都有自由从事任何适合于自身的企业、职业、艺术或贸易。”然而，由于这项条款并非共和国法律，它从未获得宪政院所承认的宪法地位。但贸易自由获得国政院的长期承认。根据1930年国政院案例的解释，这项原则禁止公共企业同私人竞争或对后者施加事先批准的要求。但由于宪政院从未承认这项原则的宪法效力，议会从来可以决定公务从事何种活动。即使它具备宪法价值，企业自由既非普遍、亦非绝对，它被认为仅存在于议会规定的构架之内。法国的企业自由在层次上低于新闻或人身自由。尽管它只能受到立法——而非规章——限制，宪政院限于纠正议会的明显错误，因而仅对市场经济提供有限程度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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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宪法对企业与贸易自由的保护更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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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的宪法前言规定了一系列普遍的经济权利：工作权利、加入工会权利、罢工权利及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由于这些条款含义模糊且缺乏自动实施的效力，宪政院承认它们的宪法地位，但允许议会在贯彻时具备广泛裁量权。在这一领域，宪政院的作用仅限于推翻明显不当的立法决定。在1977年的“青年雇用法决定”中，[290]宪政院否认前言所宣布的所有价值都享有同样的宪法地位；且“在尊重前言所宣布的原则同时，议会有权决定其贯彻条件”。虽然宪法前言第六段规定“每个工人可通过其代表来参与集体谈判，以决定工作条件，并参与企业管理”，但第五段规定“罢工权利可在有关法律的构架内获得行使。”因此，议会有自由去规定必要手段，以制订劳工和工会法的基本原则。只是在宪法价值受到明显侵犯时，这项立法裁量权才受到宪政院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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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议会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规定劳工和工会法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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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国与美国相比，德国《基本法》对经济活动自由提供了更具体和有效的保障。第12条保护公民的职业选择权利，其第1款规定：“所有德国人都有权去自由选择其职业、工作地点、及学习或训练场所。职业实务则可根据法律而加以调控。”因此，宪法明确保护职业“选择”（Choice）的自由，但同时又授权议会制订法律去调控职业“实务”（Practice）。在1958年的“药剂师执照案”，宪政法院首次发展了所谓“分层理论”（德文Stufentheorie），以阐明“选择”和“实务”之间的区别，并对“职业”（德文Beruf）一词作出广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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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基本法》保护职业“选择”的自由，同时授权立法调控职业“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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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药剂师执照案”[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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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伐利亚州制订了《药剂师法案》（Apothecary Act），把任何特定社团中的药剂师执照限于一定数量。只有新的药房在商业上可行，且对附近的竞争不造成经济损害，州法才授权颁发新的执照。一位新移民是东德的药剂师，他向巴州政府申请营业执照。但根据州法规定，州政府拒绝批准他开业。该东德移民提出宪政申诉，宣称州政府决定及有关州法条款侵犯了其职业自由。宪政法院第一庭首次阐述了第12条职业自由的普遍解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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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基本权利的真实意义来理解，第12条的文字表明议会可调控职业的“实务”（practice），而非职业的“选择”（choice）。但这不可能是这项条款的［真正］含义，因为“选择”和“实务”概念并非相互排斥。从事某项职业的开始，同时代表着职业的选择及其实务的起始。事实上，直到获得实践之前，职业的选择可能并不表现出来。与此类似，留在某项职业的意愿，亦通过连续实践而获得表达；和实务的自愿中断类似，它们也是职业选择的行为。两种概念代表了复杂的统一，且尽管可从不同角度来看待，它们都被结合于“职业活动”一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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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的选择和实务是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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