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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卢埃林——前一章有其关于先例的论述——认为杰罗姆·弗兰克夸大了心理因素和法律的不确定性，贬低了法律及其可预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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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事实上比他所指出的更可预测，从而也更加确定。他对绝妙幻象的彻底热忱，使其对幻象的描绘比幻象本身更加虚幻……我们……必须认识到，判断的方式、思想的方式以及“用法律实用术语”权衡事实的方式，在我们的法院是如此别具一格，以至于我们从一个人的判断反应，就可以将法律人与外行人区别开来。[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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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罗姆·弗兰克有可能怎样回答卢埃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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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决是在律师和当事各方的参与下公开制作的，记录在案，公布结果并且可以上诉，这些事实是否为自由流动的心理力量和直觉提供了额外的限制？学生们可以通过旁听法庭审判来验证这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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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弗兰克本人注意到，心理决定因素之外还有其他的力量影响着判决——政治的、经济的和道德的偏见。他认为这些“外在力量”不那么重要，你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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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运用弗兰克的思路，重新评价第一章中有关侵害儿童和配偶的案件。法律规则之的决定因素能够被确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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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某些人而言，法官在判决制作过程中会尽量避免直觉和预感，并且“严格依照法律和事实”。哈奇逊法官——弗兰克引用了他的话——发现直觉和预感对于制作好的判决是不可或缺的。直觉应当起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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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可以培养和改进吗？或者直觉“就在那里”吗？直觉与职业和“客观”能够和平共处吗？或者它们是势不两立的吗？如果规则或直觉、客观或主观这些因素中有可以控制者，那么应当是哪一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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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卢埃林不同，弗兰克相信，虽然法官受过专业训练，进行过案例学习，但他们依然像普通人一样进行判断，尽管他们用更多的花样来粉饰其判决。你看出视法官为普通人的政治用意吗？比如，“民众法官”（folk judges）或者轮任法官（rotating judges）能够取代受过法律训练的法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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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弗兰克的幻象有多么根深蒂固？他是完全贬斥职业主义的正统地位，还是仅仅提倡职业法官要更多地内省，在不排斥专业的情况下，去改进他们的职业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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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你是如何达成判断的？你是否先抓住直觉或者预感的火花，然后再使之合理化？或者你是在综合所有正反意见后才达成结论？你认为形成判决的源泉或方法中，哪些是合理合法的？哪些是难以立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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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日常所见的人们以何种标准进行判断？实际的判断形成过程能够与官方规定的判决方式相比吗？如果所有进行判断的人都被称为法官，都披上法官的长袍，那么判决的过程会有所不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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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老师如何决定你的分数？在你的家中是如何进行判断的？你工作在哪里？在社交俱乐部？在运动团队？弗兰克的观点能帮你更好地了解这些场合，并且找到改进这些场合的判断过程的方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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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晚期，法官们因刑事量刑中显著的同罪异罚而窘迫不安。一个人在这一法院被判处的刑罚，可能极大地有别于另一法院就相同犯罪所判处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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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律文本尤其敏感，因为判决的制定者们不乏相互矛盾的声明。它们本应提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口号似乎要求可比案件的可比处理。然而，自由裁量权这一因素使每个人所得到的正义，部分地取决于他自身的独特生活和案件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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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史无前例的进步——可惜不是普遍的做法，加利福尼亚以及其他一些州的法官们每年都召集一次会议，公开讨论他们的审判实践。下面的案例是提交给1968年加州量刑学会（California Sentencing Institute ）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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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一起伪造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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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California Sentencing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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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Cal. Rptr. (Appen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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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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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在一家百货公司兑现了一张145美元的伪造支票。空白支票是他从以前受雇的公司拿的。还涉及其他一些支票，但都没有被指控。被告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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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的历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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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男，24岁，生于墨西哥裔的美国工人家庭，是5个孩子中的第3个。被告6岁时父亲去世，其后全家靠公共救济度日。他说自己与母亲及家庭成员相处很好，但又说他们视他为“败家子”，因为他少年时和成人后都困境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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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利桑那州的缓刑执行官指出：被告幼时患风湿病，母亲对他过分溺爱。他现已脱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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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声称高中毕业，但据证明，他只上学到9年级。他的受雇记录也有污点，在一座仓库做了一年帮工，因债权人扣押了他的工资而辞职。他还在公共汽车上做过售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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