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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到了我们故事中最动人的部分。这位年老的巫医，因为名望一落千丈，医术一败涂地而羞愧绝望，他派自己的女儿去请奎斯莱德来见上一面。奎斯莱德发现他的同事坐在一棵树下，老巫医开言道：“朋友，我们彼此谈谈没什么不好，我只希望您尽量挽救我的生活，使我不至于羞愧而死，因为您昨晚的绝技使我沦为人们嘲弄的对象。我乞求您发发慈悲，告诉我昨晚粘在您手上的是什么。那真是疾病，还是弄虚作假？请发发慈悲告诉我您的绝技，让我也能模仿您。可怜我吧，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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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斯莱德起初一言不发，继而他开始问起头环和拨浪鼓的秘密。他的同事给他看了藏在头环里的钉子，能够成直角压进屋柱中；还展示了他如何将拨浪鼓的头塞在指关节间，使鸟儿看起来像是靠他手中的嘴而悬浮。他本人除了撒谎和欺骗也许没做任何事情，冒充巫医是为了物质所得，因为他承认“贪图病人的财物”。他知道巫医不能捕捉灵魂，“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灵魂”，因此，他求助于一块油脂，假称它就是灵魂……“就是我手上那个白色的东西”。这位女儿也附加了自己的请求：“请务必行行好，让他活下去吧！”但是，奎斯莱德仍然保持沉默。当晚，这次可悲的谈话之后，这位巫医离开了，带着全家，也带着心脏病和对周围人的恐惧。人们认为他可能要采取报复措施，不过，恐惧是不必要的，1年以后，他回来了，但他和女儿都已经疯了。3年以后，他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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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奎斯莱德，不知不觉富了起来，继续从事他的事业，揭露骗子们，对他们充满了鄙夷。“我只见到一位巫医吮吸病人，我从未看出他真是巫医还是一个冒牌货。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我相信他是一位巫医；他不允许被医好的人给他报酬，我也从未见他笑过。”这样，他的最初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由思想者激进的怀疑主义让位于更为温和的情感。他认为真正的巫医确实存在。至于他本人怎样，直到这段故事的最后，我们也无从说清，但很明显，他真诚地继续运用着他的技艺，因自己的成就而自豪，并且积极捍卫带血绒毛的技巧，反对所有其他的对立门派。对于这种他起初如此轻蔑的技巧的虚伪，他似乎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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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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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奎斯莱德是怎样一步步成为巫医的？在此过程中，什么进入了他的价值观？随着他对这一职业真实性的新发现，他的境况变得好了还是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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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他生活的共同体因其新价值观而受益吗？如果他坚持自己最初的揭露巫医的计划，大家是否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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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奎斯莱德决定不再继续这种“把戏”，那么他会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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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奎斯莱德和他的族人们需要什么？这些需要如何能被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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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为一名律师与成为一名巫师一样吗？一个没有学过法律的人，如果仅仅增加了法律的职业知识，还能否保持其引入的价值观的完整？或者，在成为律师的过程中，其价值观是否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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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追猎游戏》（The Paper Chase）这样的电影或者司各特·图罗（Scott Turow）的《大写的L》（One L）这样的书籍，都认为学习法律的人被卷人了一个无法完全控制的转型过程。思考下面的选文，它是本书作者之一约翰·博西格诺教授基于自己在法学院的感想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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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律师在某些时候觉得自己处在法律的边缘。以我来说，因为我进入法学院更多地是一种偶然而不是精心的设计，我在法学院的经历也有某种异常，所以我时常疑惑自己是真的进了法的王国，还是临时做客。作为法学院的新生，我不情愿臣服于法律的思维方式——尽管这种不情愿充其量也只是朦胧的感觉。我能够回想起最初几个案例给我的第一印象：好像大多都做了不公正的判决；法律似乎过于技术化，忽视了实质内容。最重要的是，法律之中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内容，对我进入法学院前的思想似乎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而且，我经常怀疑“法学院经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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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学院的拉力在被家庭、朋友和同学强化后变得异常强大，因而，我现在看来是一种健康的对法律方式的怀疑，在法学院那种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营式的气氛中萎缩了。我继续学习，将自己的疑惑解释为一种个人的精神错乱，受此力量的驱动，我继续对私人和政府的实践进行抽样调查……[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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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同一作者的下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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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圣徒之言应予谨记：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被理解为一个极度痛苦的、非自然的关闭与职业无关的知觉、直觉、情感等生命表象的过程。尽管有时据说法科学生过分倾向于确定性，但更深层的需求可能正相反；更确切地说，学生们凭直觉感到，在法律的理论与实践中，完全忽视了正义、良好的政策以及公平等基本问题。但正因为关闭了洞察力，职业的范例才得以发展，社会共享的洞察力才变成持久的现实。[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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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进入法学院的女性增多以来，对法学院和法律总体的某些主要批评就来自于她们。帕特丽夏·威廉斯写出了她在法学院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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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哈佛法学院学生的恒久回忆是那种被视而不见的感觉。我在非现实的迷雾中游荡了3年。我看到高大的、大多是男性的身躯，它们一个个相互抵触着，就像薄雾中拍摄的橄榄球员的慢动作一样。我立足于他们之中，看着他们下意识地、礼貌地绕开我，似乎我是拥挤过道里的一根柱子。法学院对我来说好似另一个星球，满是异类的生物，我与它们少有接触。法学院产生一种沉重的气氛，使我喑哑无声。所有我能做的传达我的存在的事情，就是小心翼翼地将文字信息装入密封的、真空包装的蓝皮书中，将其放在遥远的海浪之上，祈求某个好奇的探索者能够捡到它们、理解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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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其他人与我有着同样的感受，也许我们都是异类，都被禁声……[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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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段选文是一个医生的故事，她在美国肯塔基州的贫困农村工作。作为一个职业工作者，她所受的教育是行医开药；作为一个人，她发现自己的“专业领域”处处让步于一种需要——小心翼翼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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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简朴的生活与艰难的选择[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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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琳·弗兰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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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阿巴拉契亚乡村的一位家庭医师，我不常遇到各种文章中充斥的当代医学伦理问题。在我居住的县里，我们不讨论哪个诊所应该有计算机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扫描仪（CAT），而只是千方百计去淘汰一台过时的X光机，以便获得更清晰的胸透照片，而又能让我们的患者少受散射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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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水诊断在我行医过程中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我建议患者驱车3个小时到大学医疗中心去生孩子，理由仅仅是她们怀孕时超过了35岁或40岁，她们对这样的建议一定非常惊讶，因为这个年龄生孩子在阿巴拉契亚是稀松平常的事儿。在一个大家庭中，一两个孩子有点“迟钝”或“奇异”，并不是什么出乎意料的事。多数妇女拒绝内翻（invasive）检查，这种检查是为了预测要出生的孩子有没有异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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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数阿巴拉契亚妇女而言，堕胎不是一种选择，即使怀孕是意外的甚至是决不希望发生的。部分原因是牢固的家庭纽带以及孩子在一个大的山区家庭中的价值；也许还因为阿巴拉契亚的妇女听命于这样一个事实：为人之母是她们在家庭中为数不多的潜在作用之一。如果说在这个地区无法进行人为的、省钱的流产，那不是事实，一些与众不同的妇女也会选择堕胎解决不愿发生的身孕，但更愿意到远离家庭周围闲言碎语的地方去采取措施，并且不让当地的“福利机构”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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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妇女在怀孕期间服用了二乙基固醇（DES），[72]她们的孩子就有患一种罕见癌症的危险。我的大多数患者，他们的母亲在怀孕期间很少接受保胎医疗，因而就避免了这种药物所引起的悲剧。围绕着“奇特的挽救生命的医术”和“贫乏的挽救生命的医疗资源”——专业术语叫生物、伦理学——所做的判断，对于乡村居民来说，总体上是无法接近且无法获得的，这也使我免于做如何分配使用这些科技成果的艰难判断……当一位城里的朋友问我，医疗团体有没有批评过我这种家庭接生的方式时，我反问道：“什么医疗团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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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遇到的伦理问题，没有诸如身患绝症的新生儿、器官移植以及脑死亡这类判断那样引人注目，但这些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其中有些只有在乡村和贫困地区行医才能遇到，有些在城市贫民窟也能碰到，许多则是所有初级医护工作者都要面对的。随着当前医疗预算的减少，围绕医疗资源分配的伦理问题成为所有医务工作者关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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