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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奎斯莱德是怎样一步步成为巫医的？在此过程中，什么进入了他的价值观？随着他对这一职业真实性的新发现，他的境况变得好了还是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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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他生活的共同体因其新价值观而受益吗？如果他坚持自己最初的揭露巫医的计划，大家是否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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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奎斯莱德决定不再继续这种“把戏”，那么他会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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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奎斯莱德和他的族人们需要什么？这些需要如何能被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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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为一名律师与成为一名巫师一样吗？一个没有学过法律的人，如果仅仅增加了法律的职业知识，还能否保持其引入的价值观的完整？或者，在成为律师的过程中，其价值观是否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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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追猎游戏》（The Paper Chase）这样的电影或者司各特·图罗（Scott Turow）的《大写的L》（One L）这样的书籍，都认为学习法律的人被卷人了一个无法完全控制的转型过程。思考下面的选文，它是本书作者之一约翰·博西格诺教授基于自己在法学院的感想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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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律师在某些时候觉得自己处在法律的边缘。以我来说，因为我进入法学院更多地是一种偶然而不是精心的设计，我在法学院的经历也有某种异常，所以我时常疑惑自己是真的进了法的王国，还是临时做客。作为法学院的新生，我不情愿臣服于法律的思维方式——尽管这种不情愿充其量也只是朦胧的感觉。我能够回想起最初几个案例给我的第一印象：好像大多都做了不公正的判决；法律似乎过于技术化，忽视了实质内容。最重要的是，法律之中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内容，对我进入法学院前的思想似乎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而且，我经常怀疑“法学院经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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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学院的拉力在被家庭、朋友和同学强化后变得异常强大，因而，我现在看来是一种健康的对法律方式的怀疑，在法学院那种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营式的气氛中萎缩了。我继续学习，将自己的疑惑解释为一种个人的精神错乱，受此力量的驱动，我继续对私人和政府的实践进行抽样调查……[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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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同一作者的下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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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圣徒之言应予谨记：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被理解为一个极度痛苦的、非自然的关闭与职业无关的知觉、直觉、情感等生命表象的过程。尽管有时据说法科学生过分倾向于确定性，但更深层的需求可能正相反；更确切地说，学生们凭直觉感到，在法律的理论与实践中，完全忽视了正义、良好的政策以及公平等基本问题。但正因为关闭了洞察力，职业的范例才得以发展，社会共享的洞察力才变成持久的现实。[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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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进入法学院的女性增多以来，对法学院和法律总体的某些主要批评就来自于她们。帕特丽夏·威廉斯写出了她在法学院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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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哈佛法学院学生的恒久回忆是那种被视而不见的感觉。我在非现实的迷雾中游荡了3年。我看到高大的、大多是男性的身躯，它们一个个相互抵触着，就像薄雾中拍摄的橄榄球员的慢动作一样。我立足于他们之中，看着他们下意识地、礼貌地绕开我，似乎我是拥挤过道里的一根柱子。法学院对我来说好似另一个星球，满是异类的生物，我与它们少有接触。法学院产生一种沉重的气氛，使我喑哑无声。所有我能做的传达我的存在的事情，就是小心翼翼地将文字信息装入密封的、真空包装的蓝皮书中，将其放在遥远的海浪之上，祈求某个好奇的探索者能够捡到它们、理解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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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其他人与我有着同样的感受，也许我们都是异类，都被禁声……[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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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段选文是一个医生的故事，她在美国肯塔基州的贫困农村工作。作为一个职业工作者，她所受的教育是行医开药；作为一个人，她发现自己的“专业领域”处处让步于一种需要——小心翼翼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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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简朴的生活与艰难的选择[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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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琳·弗兰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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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阿巴拉契亚乡村的一位家庭医师，我不常遇到各种文章中充斥的当代医学伦理问题。在我居住的县里，我们不讨论哪个诊所应该有计算机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扫描仪（CAT），而只是千方百计去淘汰一台过时的X光机，以便获得更清晰的胸透照片，而又能让我们的患者少受散射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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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水诊断在我行医过程中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我建议患者驱车3个小时到大学医疗中心去生孩子，理由仅仅是她们怀孕时超过了35岁或40岁，她们对这样的建议一定非常惊讶，因为这个年龄生孩子在阿巴拉契亚是稀松平常的事儿。在一个大家庭中，一两个孩子有点“迟钝”或“奇异”，并不是什么出乎意料的事。多数妇女拒绝内翻（invasive）检查，这种检查是为了预测要出生的孩子有没有异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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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数阿巴拉契亚妇女而言，堕胎不是一种选择，即使怀孕是意外的甚至是决不希望发生的。部分原因是牢固的家庭纽带以及孩子在一个大的山区家庭中的价值；也许还因为阿巴拉契亚的妇女听命于这样一个事实：为人之母是她们在家庭中为数不多的潜在作用之一。如果说在这个地区无法进行人为的、省钱的流产，那不是事实，一些与众不同的妇女也会选择堕胎解决不愿发生的身孕，但更愿意到远离家庭周围闲言碎语的地方去采取措施，并且不让当地的“福利机构”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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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妇女在怀孕期间服用了二乙基固醇（DES），[72]她们的孩子就有患一种罕见癌症的危险。我的大多数患者，他们的母亲在怀孕期间很少接受保胎医疗，因而就避免了这种药物所引起的悲剧。围绕着“奇特的挽救生命的医术”和“贫乏的挽救生命的医疗资源”——专业术语叫生物、伦理学——所做的判断，对于乡村居民来说，总体上是无法接近且无法获得的，这也使我免于做如何分配使用这些科技成果的艰难判断……当一位城里的朋友问我，医疗团体有没有批评过我这种家庭接生的方式时，我反问道：“什么医疗团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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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遇到的伦理问题，没有诸如身患绝症的新生儿、器官移植以及脑死亡这类判断那样引人注目，但这些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其中有些只有在乡村和贫困地区行医才能遇到，有些在城市贫民窟也能碰到，许多则是所有初级医护工作者都要面对的。随着当前医疗预算的减少，围绕医疗资源分配的伦理问题成为所有医务工作者关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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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医学伦理下的定义很简单：它是应用于医疗实践的普通伦理。医学伦理就是：当我在诊所中忙碌着，突然停下手中的工作，以免逾越雷池；或者，在接听急救室凌晨打来的电话后，因为扪心自问而难以入睡：“我该如何处置这个病例？”或者“什么是这个难题的正确解决？”——在这里，我的问题从《医疗手册》（Medical Letter）中或者拨打新生儿专家热线都是得不到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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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出现新的情况，比如家中一位患有骨质疏松症（osteogenesis imperfecta）的成员，尽管采取了避孕措施，做过基因方面的咨询，可还是有了身孕。虽然更常见的是患者提出的熟悉的问题，但是，有些关于患者及其家庭状况的问题让我头疼，使我的主张发生疑问，令我煞费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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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上两难的情形，其性质对于家庭医师和专家是迥然不同的。它们是私人的、不可预料的。就像北卡罗来纳州一位家庭医生所描述的行医经历：“除了对人及其随之而来的问题，我从没有在任何方面成为专家。”麦克惠妮（I.R.McWhirmey）对家庭医疗所做的描述颇为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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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师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获得的成就更多地来自于私人关系而不是医术。他们是对一群人负有职责而不是对一种知识……一个医生很难在对某个人负有职责的同时又将这种职责局限于某些疾病或某些类型的问题上……我所说的这种职责是，医师应当处理好与人的关系，无论他的问题是什么。他这样做是因为要对人而不是对知识或技巧负责。对这样的医师来说，问题之所以有趣而重要，不仅因为问题本身，而且因为它们是史密斯先生或者琼斯夫人的问题。通常在这种关系中没有一个明确的医务与非医务的界限。这要由患者去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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