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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同一作者的下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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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圣徒之言应予谨记：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被理解为一个极度痛苦的、非自然的关闭与职业无关的知觉、直觉、情感等生命表象的过程。尽管有时据说法科学生过分倾向于确定性，但更深层的需求可能正相反；更确切地说，学生们凭直觉感到，在法律的理论与实践中，完全忽视了正义、良好的政策以及公平等基本问题。但正因为关闭了洞察力，职业的范例才得以发展，社会共享的洞察力才变成持久的现实。[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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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进入法学院的女性增多以来，对法学院和法律总体的某些主要批评就来自于她们。帕特丽夏·威廉斯写出了她在法学院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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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哈佛法学院学生的恒久回忆是那种被视而不见的感觉。我在非现实的迷雾中游荡了3年。我看到高大的、大多是男性的身躯，它们一个个相互抵触着，就像薄雾中拍摄的橄榄球员的慢动作一样。我立足于他们之中，看着他们下意识地、礼貌地绕开我，似乎我是拥挤过道里的一根柱子。法学院对我来说好似另一个星球，满是异类的生物，我与它们少有接触。法学院产生一种沉重的气氛，使我喑哑无声。所有我能做的传达我的存在的事情，就是小心翼翼地将文字信息装入密封的、真空包装的蓝皮书中，将其放在遥远的海浪之上，祈求某个好奇的探索者能够捡到它们、理解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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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其他人与我有着同样的感受，也许我们都是异类，都被禁声……[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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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段选文是一个医生的故事，她在美国肯塔基州的贫困农村工作。作为一个职业工作者，她所受的教育是行医开药；作为一个人，她发现自己的“专业领域”处处让步于一种需要——小心翼翼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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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简朴的生活与艰难的选择[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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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琳·弗兰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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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阿巴拉契亚乡村的一位家庭医师，我不常遇到各种文章中充斥的当代医学伦理问题。在我居住的县里，我们不讨论哪个诊所应该有计算机X射线轴向分层造影扫描仪（CAT），而只是千方百计去淘汰一台过时的X光机，以便获得更清晰的胸透照片，而又能让我们的患者少受散射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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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水诊断在我行医过程中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我建议患者驱车3个小时到大学医疗中心去生孩子，理由仅仅是她们怀孕时超过了35岁或40岁，她们对这样的建议一定非常惊讶，因为这个年龄生孩子在阿巴拉契亚是稀松平常的事儿。在一个大家庭中，一两个孩子有点“迟钝”或“奇异”，并不是什么出乎意料的事。多数妇女拒绝内翻（invasive）检查，这种检查是为了预测要出生的孩子有没有异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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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数阿巴拉契亚妇女而言，堕胎不是一种选择，即使怀孕是意外的甚至是决不希望发生的。部分原因是牢固的家庭纽带以及孩子在一个大的山区家庭中的价值；也许还因为阿巴拉契亚的妇女听命于这样一个事实：为人之母是她们在家庭中为数不多的潜在作用之一。如果说在这个地区无法进行人为的、省钱的流产，那不是事实，一些与众不同的妇女也会选择堕胎解决不愿发生的身孕，但更愿意到远离家庭周围闲言碎语的地方去采取措施，并且不让当地的“福利机构”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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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妇女在怀孕期间服用了二乙基固醇（DES），[72]她们的孩子就有患一种罕见癌症的危险。我的大多数患者，他们的母亲在怀孕期间很少接受保胎医疗，因而就避免了这种药物所引起的悲剧。围绕着“奇特的挽救生命的医术”和“贫乏的挽救生命的医疗资源”——专业术语叫生物、伦理学——所做的判断，对于乡村居民来说，总体上是无法接近且无法获得的，这也使我免于做如何分配使用这些科技成果的艰难判断……当一位城里的朋友问我，医疗团体有没有批评过我这种家庭接生的方式时，我反问道：“什么医疗团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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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遇到的伦理问题，没有诸如身患绝症的新生儿、器官移植以及脑死亡这类判断那样引人注目，但这些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其中有些只有在乡村和贫困地区行医才能遇到，有些在城市贫民窟也能碰到，许多则是所有初级医护工作者都要面对的。随着当前医疗预算的减少，围绕医疗资源分配的伦理问题成为所有医务工作者关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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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医学伦理下的定义很简单：它是应用于医疗实践的普通伦理。医学伦理就是：当我在诊所中忙碌着，突然停下手中的工作，以免逾越雷池；或者，在接听急救室凌晨打来的电话后，因为扪心自问而难以入睡：“我该如何处置这个病例？”或者“什么是这个难题的正确解决？”——在这里，我的问题从《医疗手册》（Medical Letter）中或者拨打新生儿专家热线都是得不到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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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出现新的情况，比如家中一位患有骨质疏松症（osteogenesis imperfecta）的成员，尽管采取了避孕措施，做过基因方面的咨询，可还是有了身孕。虽然更常见的是患者提出的熟悉的问题，但是，有些关于患者及其家庭状况的问题让我头疼，使我的主张发生疑问，令我煞费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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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上两难的情形，其性质对于家庭医师和专家是迥然不同的。它们是私人的、不可预料的。就像北卡罗来纳州一位家庭医生所描述的行医经历：“除了对人及其随之而来的问题，我从没有在任何方面成为专家。”麦克惠妮（I.R.McWhirmey）对家庭医疗所做的描述颇为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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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师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获得的成就更多地来自于私人关系而不是医术。他们是对一群人负有职责而不是对一种知识……一个医生很难在对某个人负有职责的同时又将这种职责局限于某些疾病或某些类型的问题上……我所说的这种职责是，医师应当处理好与人的关系，无论他的问题是什么。他这样做是因为要对人而不是对知识或技巧负责。对这样的医师来说，问题之所以有趣而重要，不仅因为问题本身，而且因为它们是史密斯先生或者琼斯夫人的问题。通常在这种关系中没有一个明确的医务与非医务的界限。这要由患者去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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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对一个乡村家庭医师来说，他行医的唯一局限是地理上的，他可能要对1-2小时车程范围内的每个人负责。该地区的其他资源情况，还可能使这位医生的职责扩展到病“人”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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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乡村家庭医师对周围人们的一般性职责，附近人们的生活现实也极大地决定着行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在美国乡村生存下去，需进行一系列特有的奋斗，其中有许多会损害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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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低收入。这个国家的穷人大多生活在乡村。大约25%的美国人生活在非城市地区，然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有40%在乡村；而且这40%当中，少数族群和老年人占相当大的比例，50%在乡村土生土长的美国人、27%的乡村西班牙裔人和41%的乡村黑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相比之下，这样的白人只占11%。贫困恶化了健康问题，因为贫困与营养不良、居住拥挤、危险的生活环境以及无力承担保健医疗如影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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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工资是从事极端危险的职业赚来的，那么低收入就变成了更为不利的条件。据劳工部（Department of Labor）1976年的统计，乡村美国人占因工死亡率数一数二的行业（采矿和农业）工人的大多数。尽管这些职业危害健康和安全是尽人皆知的，但它们是乡村美国人仅有的或者是收入最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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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中的职业不仅报酬更低、工作环境更危险有害，而且这些行业为员工提供总体上更少的健康福利，许多乡村工人根本得不到补贴，也很少有医疗保险。在德克萨斯州，除了农业工人，所有工人的补贴都是强制性的，而农业工人是该州乡村人口的大多数。农业工人很少有医疗保险。乡村居民中在低福利行业工作的人，通常无力支付健康医疗费用，使提供这种服务的诊所入不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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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关的不利条件是，乡村居民所受的教育低于一般水平，这一特征与不能很好利用健康服务有着密切联系。受教育少的人一般都没有机会了解保健、卫生和预防措施。通常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有资格得到政府的某些福利，这些福利可能提供某些费用或者为急需的医疗服务扫除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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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有更紧密的家庭纽带，既由于保存下来的传统价值观，也由于一个家庭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被局限在乡村地区。离婚比城里少见，传统的核心家庭及大家庭是一般情况，因为70%的乡村家庭都是子女与父母同住，而在城里只有39%的家庭是这样。乡村的穷人经常无法达到政府为城市穷人制定的保险项目的标准，比如为依靠父母抚养的孩子设立的医疗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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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美国人独特的年龄结构也影响到他们的保健。老人与10岁以下的儿童占很髙的比例。由于妇女不仅是健康保健主要的服务对象，而且她们比男人长寿，还要生孩子，因而她们在乡村人口中更多地需要保健医疗。为社会上不能自理的人设立的机构，比如育幼之家、日间托儿所，在乡村地区并不流行，也不被接受，因为传统的乡村家庭都是“自己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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