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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几年前，前景还是相当暗淡的。“你要被执行了——我甚至被执行两次了——什么也没发生，”比尔·瑞恩说，“真是令人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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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发生的一切都是关键的。法瑞尔说：“一系列事件汇合起来：在芝加哥的西北大学召开了一次研讨会，讨论错判问题；死刑等待执行者中无辜者的激增；瑞恩州长宣布死刑缓期执行的决定；《芝加哥论坛》（Chicago Tribune）上的多篇文章；海伦·普雷吉恩（Helen Prejean）修女的著作《死囚上路》（Dead Man Walking）所改编的同名电影——如此之多的事情都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一时之间的碰撞……人们突然开始苏醒。而我认为，这里面已经聚集了一种势能，在我看来已经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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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行动主义者一时头晕目眩。“好像他们终于听到了我们的声音”，乔安·帕特森（JoAnn Patterson）说。她是伊利诺斯州等待死刑执行者阿荣·帕特森（Aaron Patterson）的母亲，正在努力参与“伊利诺斯州死刑缓期执行计划”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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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瑞恩补充说，在他从事反死刑工作的5年中，感觉自己第一次成了反死刑运动的一部分。“直到6到8个月前，我一直不认为这还算是一场运动，”他说，“但它很快变成了一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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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中，反死刑运动的主力已经走出了教堂和临时总部。他们坚持不懈地出现在死刑执行场所，引起公众对于错误定罪的注意，并且无疑拯救了几十条人命。他们还不时聚众上街游行——特别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等待死刑执行者穆迈·阿布-贾马尔（Mumia Abu-Jamal）的案件过程中——以引起媒体的关注。废除死刑论者尽管能够发动几千人，并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但却未能将美国人的主流导入他们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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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废除论者并非因为提出了什么新的论点而在一夜之间赢得了美国人的倾听。“18年前，当我开始调查这些案件时，根本无人理睬”，罗布·沃登（Rob Warden）说，他是西北大学“错误定罪研究中心”（Center for Wrongful Convictions）的执行主任，以前是《芝加哥律师》（Chicago Lawyer）的编辑。伊利诺斯州最早被曝光的10个被错误定罪的等待死刑执行者，其中就有7个是在这本杂志上被揭露的。“死刑信息中心”（Death Penalty Information Center）有一个研究资料库，其中有些资料已经近10年了。这些资料所提出的问题，直到最近才唤醒了公众的意识，并得到仔细的复查：等待死刑执行的无辜者；不当的刑事指控；无效的律师辩护。那么，为什么现在才见成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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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在过去两年中，有13人被证明是无罪的，从而走出了等待死刑执行的行列，并由此触发了这场运动。用“死刑信息中心”执行主任理查得·戴特尔（Ridmrd Dieter）的话说：“无辜者的问题，从等待死刑执行行列获得自由者的活生生的数字，以及人们现在听到的故事——被定罪者都是些异类的敌手——被证明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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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关于死刑的争论集中在伦理道德问题上；而今，这个争论的中心是整个刑事司法制度。“我认为人们并不是在道义上确信死刑就是错的，”戴特尔说，“那方面没什么变化。变化在于，人们开始在实践的、以事实为基础的层面上关注死刑到底是怎样适用的。变化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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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的改变给了政治家们一个反省既有立场的机会。2000年2月份进行的“盖洛普调查”显示，支持死刑的人下降到19年来的最低点，不过支持者还是占多数，只是理由不那么一致：66%的被调查者说他们只赞成对构成谋杀罪的人适用死刑。但最近的调查显示，同样占多数的人支持死刑缓期执行。在全国范围内，“正义计划”（Justice Project）于2000年9月公布了两党民意投票结果，有64%的被调查者说他们赞同死刑延期，直到其公正性得到充分的研究——因为等待死刑执行者中有许多人是基于新证据或者DNA测试而得以解脱的。《旧金山新闻》（San Francisco Chronicle）于2000年6月报道说，加利福尼亚这个等待死刑执行者居美国之首的州，竟有73%的人投票赞成搁置死刑执行，以便研究该州死刑体系的公正性。《休斯敦新闻》（Houston Chronicle）的一篇分析显示，就连德克萨斯这个仅在今年就处死33人（约全国总数的一半）的州，也有3/4的被调查者说，该州应当宣布对那些可能受DNA测试影响的死刑案件缓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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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在可以预见民意改变的年头，竟然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在原本中立的政纲中插入了赞成死刑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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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事情推进了这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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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5月，《死囚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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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普雷吉恩修女写的这本书，由导演蒂姆·罗宾斯（Tim Robbins）于1995年改编成同名电影。故事讲述了海伦修女与等待死刑执行的杀人犯的友谊，并且将死刑问题的讨论推向主流公众文化。海伦修女在电影公映后不久说：“我们从未找到一种方式让死刑问题如此贴近美国公众，通常情况下都是嘴上说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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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7月，DNA测试与“福特·海茨四人冤案”（Ford Heights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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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件中的等待死刑执行者因科学而获得无罪开释，在媒体中引起巨大反响，并且强烈震撼了公众。1978年，在芝加哥南部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案。4名被告中，有两人被判死刑，一直等待执行；另外两人被判终生监禁。DNA测试证明这4名囚犯无罪，还确证了另外一名未被判刑的被告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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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法律，只有伊利诺斯和纽约两个州允许定罪之后还进行DNA测试，不过这种情况即将改变。2000年3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92%的被调査人说，在DNA测试技术成熟以前被定罪的囚犯，如果可以被证明无罪，就应当让他们进行这种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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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2月，“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呼吁死刑缓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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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历来走中间道路的组织，终于相信死刑制度是有某些地方不对劲儿。明确表示接受“死刑缓期执行”（而不是废除）的想法，为一个走入死胡同的争论提供了第三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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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2月，卡拉·法耶·塔克尔（Karla Faye Tucker）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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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信息中心”执行主任理查得·戴特尔说：“每当死刑被具象为一张人脸，都会改变一些事情。人们抽象地支持死刑。卡拉是一张脸，它属于一个对任何人都没有真正威胁的女人。这是一个关键的案件：如果死刑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就是卡拉·法耶·塔克尔这个样子，而不是某种无面相的恐怖，那么他们就不会那么热衷于死刑的执行了。”“塔克尔案”之所以关键，还在于那些坚定的死刑支持者基于人道精神也在呼吁宽恕。帕特·罗伯逊（Pat Robertson）说，“再生的基督”应当被宽恕，让她能够继续向其他囚犯宣讲上帝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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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1月，“错判与死刑问题全国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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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在芝加哥西北大学举行，它把30个被证明无罪的、原等待死刑执行者推上了这个舞台，并让全世界将聚光灯照在错误定罪问题上。这次会议使关于死刑的讨论不再囿于道德说教，而是转向媒体对于制度性缺陷的关注，并且让人们高度重视无辜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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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2月，安东尼·波特（Anthony Porter）被证明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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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离死刑执行只有48小时的时候，波特被一群调査他的案件的记者拯救了。波特的案件成了国际头条新闻，他是自伊利诺斯州恢复死刑以来第10位被证明无罪的等待死刑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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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芝加哥论坛》上的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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