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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早期历史上，大法官马歇尔描述过联邦法眼中的法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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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是一种拟制的人，看不见，摸不着，仅仅存在于法律的思考中。作为法律的产物，它仅享有其章程明示或附带赋予的那些财产。这些财产被认为是经过最佳计算以影响其创立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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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特茅思学院诉伍德沃德案（Dartmouth College v. Woodward），18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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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大多不会怀疑，当一州创设某一有权取得和使用财产的法人时，它必然地、不言而喻地保证，非经法律的正当程序，法人的财产不可剥夺……同理，当一州为出版报纸的目的核准成立一个法人时，必然假定该法人享有出版自由……直到最近才开始考虑：任何人，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都拥有被保护的发表商业言论的权利……尽管最高法院从未明确承认法人的商业言论权，但这一权利可被视为必然附属于商业法人的经营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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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却不能匆忙得出结论说，政见表达权，对于为商业目的而组成的法人的职能履行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州准许企业法人具备潜在的无限寿命和有限责任，是为了加强其作为经济实体的效能。可以合理得出结论：那些在经济领域如此有益的财产，在政治领域里却构成一种特殊的危险。进而可以主张，政见表达自由，对于有效实现各州允许存在商业法人的目的而言，根本不是必须的……的确，各州有理由害怕法人运用其经济力量去获取超出已被赋予的利益。我认为，任何特殊形式的组织——各州赋予它不同于自然人的特权或者豁免权——无论它是工会、合伙组织、贸易协会或者一家公司，都应受到同样的规则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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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自由流通并没有因马萨诸塞州允许运营的企业法人具有有限的政见表达权的判决而有丝毫的减少。所有归属于比该州更高的主权者的自然人，在从事政治活动中仍然像从前一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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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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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判决认定：法人是合乎宪法及其修正案目的的人。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才产生了“贝洛蒂案”的争论。法人在政治过程中的适当作用是什么？股东们自主的而不是通过法人的政治活动能否足以确立法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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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萨诸塞州拟议中的分级纳税制是个人税而不是法人税。该议案通过与否对于法人的利益有实质性的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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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马萨诸塞州在本案中没能成功限制法人捐款，那还能挑战其他任何有关议案问题的法人捐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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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法官怀特将法人捐款与非法人捐助者的捐款相比，并对法人所受的不公平的优待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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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所在的州有这种议案表决，努力去发现谁在捐款，为了确保什么，挫败什么。然后在你的发现与最高法院就“贝洛蒂案”的评论之间做一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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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就业和政府经济委员会”所筹集的捐款受到了质疑。从名称上人们能够想到该委员会的主要支持者是法人吗？应否要求公开其有关捐助的事项，以使旁观者不至于受名称的欺骗？名称本身能够使公众搞不清它代表什么组织以及谁在向它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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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克林顿首期执政时期，围绕医疗改革的讨论，人们下了很大的赌注。据全面记述这一讨论的《制度》[158]一书的作者海恩斯•约翰逊和大卫•布鲁德估计，有1亿至3亿美元被花掉，或者是为了挫败这一改革，或者是为了确保议案的通过。其中一些钱是以竞选捐款的形式捐给国会议员们的，一些钱是为了直接向公众施加影响而花掉的，目的是让公众再去向他们的代表施压。下面的广告非常奏效，它描绘的是一对典型的美国夫妇在家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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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政府可能强迫我们从它设计的医疗方案中选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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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丝：做一些我们不喜欢的选择，就等于根本没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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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他们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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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丝：我们损失了。[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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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荒唐的是，如此复杂的涉及全体美国人的医疗制度竟能被浓缩成几句话，但该广告在挫败医疗改革的过程中被认为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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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广告的费用是由美国医疗保险协会（Health Insurance Association of America）支付的，它是众多医疗保险公司的游说集团。如果医疗改革得以实现，保险公司将蒙受损失。在现存的医疗制度下，保险人是有权力的，他们宁愿要的日程是讨论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而不是讨论医疗的基本事实。例如，医疗保险人为那些最不易生病的人保险，比被迫扩大保险范围并承担更多风险能够赚到更多的钱。他们还谙熟形象创造的影响力，因此，他们将医疗问题浓缩成简短而诱人的广告词，用以说服人们，医疗改革对他们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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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已经成为一种媒介，公民通过它能够更积极地参与法律制定；议案已经成为一种工具，选民利用它能够“将法律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在过去的20年里，有来自各种派别和利益群体的议案：为地方财产税封顶，改统一税率为分级税率，要求限制任期，可以选择系或不系汽车安全带，要求处置食品罐和饮料瓶，立法控制枪支，控制机动车保险，保障被害人权利，要求无污染汽车，使赌博合法化，禁用夹腿装置捕猎野生动物，禁止非法移民受中学教育或享受医疗，允许某些疾病患者使用大麻，禁止扶持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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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议案的拥护者和反对者的来源及其所持的基本政治倾向是不同的，那么，有一条普通的基本原则使投票表决问题适合于我们对公意与法律之间关系的研究。人们必须看到这样一种必要：直接在法律制定中采取行动，而不是通过他们的代表或其他既有渠道。如果支持者不承认有一丝无政府的味道，那么被证明是对政府一定程度不信任的议案就听天由命了。加利福尼亚人非常关注表决问题的数量和范围，他们花在讨论议案上的时间，似乎和花在决定谁应当当选上的时间一样多。其他各州似乎正在效法加利福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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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们将思考两项议案：加利福尼亚州一项关于允许为医疗目的而使用大麻的议案，科罗拉多州早些时候的一项旨在废止当地法令的议案，这些法令禁止基于“同性恋、女同性恋或双性恋的倾向、行为、惯例或关系”的歧视。既然上面列举了多种多样的议案表决问题，这些例证也无意穷尽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不过，他们的确显示了一些时代的民情，以及从民情到法律过程所生成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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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215号建议案：1996年《大麻怜悯使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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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ition 215: The Compassionate Use Act of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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