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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这些判断性骚扰的不同标准，将你们的讨论与“哈丽丝案”所形成的法庭意见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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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还有关于可诉的骚扰损害的形式和程度的讨论。在一些骚扰案中是有经济损失的——工作、报酬、加薪、升职或者其他经济利益；可能还有心理伤害，其程度可以从害怕上班或者在工作中感觉不适，到神经崩溃。重新审视“哈丽丝案”中有关心理伤害的讨论。是否真如大法官斯盖利亚在其意见中所说：本案之后，“各法院将无所适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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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什么时候一些特定雇员的行为会导致工作环境充满敌意这一结论？一个被控存在骚扰行为的工厂，是否可以说它也不希望女性受骚扰，因此它不能为其雇员“自发”的骚扰行为负责？一些法院针对骚扰行为适用严格的代理责任原则——雇主为其工厂内发生的这类行为负责。另一些法院似乎倾向于将发给企业的通知作为承担责任的前提。哪一规则应被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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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性骚扰案的证人们说：“她不在乎”；“她似乎喜欢被注意”；“她不时也回敬几句玩笑”；“当听到这一骚扰的指控时，每个人都很惊讶。”这些评价既支持了不存在骚扰的争辩，也支持了行为原本“受欢迎”后来“不受欢迎”的论点。绝大多数的性骚扰案都有广泛的既可以支持控方也可能支持辩方的证据。对于原告而言，提起骚扰的指控是痛苦的，就像强奸的被害人控诉自己被强暴的过程一样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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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的“希尔斯案”，当一家公司面对实际补偿或损害赔偿主张时，某个大的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资源就会被调动起来，从而开始一场漫长而昂贵的诉讼，直到得出一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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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权主义和法律的当代探索，我们在此只是管中窥豹而已。工作领域一直是女权主义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不过，还有许多同样重要的话题。细读每天的报纸，会发现配偶虐待、强奸、生育权等一系列话题。假如选定这些话题中的任何一个作为本章的主题，我们都能够辑录同样丰富的案例和法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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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作为职业法律教育注释而进入法学院课程的“女性与法律”的话题，现在已经成为评价法律和总体法律秩序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这个领域不可能再被轻描淡写或者声称可以被某个3学分的课程所囊括。研究法律与性别，就是研究法律秩序与“法律一社会”的联系。研究法律秩序如何影响了女性，所要求的专业知识不限于法律，而要扩展到整个社会关系的领域。女权主义法学家有理由在法律研究的领域内外都进行大量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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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的每一法理洞见都能在性别的熔炉中得到熬炼。理论与实践中的法律是否可被界定为规则、裁量、评价、平衡、阶级划分或者等级制度，这些问题在法律与性别的交会处都可以找到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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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变规则及其实施能否变革制度？或者，通过法律能否改变结果？这些都是未解决的问题。尽管法律秩序与性别的关系史是苍白的，法律有太多的影响应当作为能量过剩而被清除。不仅如此，从女性在法律教学与实践中的人数剧增，到女性在其政治生涯中对法律训练所得的运用，若要说清这一切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现在恐怕还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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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人种的女性受歧视的案件又会怎样？在这些案件中，种族和性别问题相交会。很明显，人们可以同时发现自己身处一系列等阶优势和特权的最底层：比如，白人优于黑人，白人女性优于黑人女性，黑人男性优于黑人女性。各种不同事实因素的案件都有可能发生，上面所说的等阶优势和特权的各个方面交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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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如何处理一个案件中同时具备多种形式歧视的情况？这些案件的教益，是否不仅在于黑人女性在法律歧视中的地位，而且在于她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性别地位？我们转向金贝尔•克兰肖的文章，讨论性别与种族的交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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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让种族与性别的交会处不再成为法律的边缘[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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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贝尔•克兰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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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的分析将以黑人女性为核心，目的是将黑人女性多维度的体验与歪曲这些体验的单向度的分析相对比。这种并列不仅揭示了黑人女性如何在理论上被抹杀，而且还显示出这一框架如何导人自身的理论局限，从而损害了拓展女权主义者和反种族主义者分析领域的努力……我想进一步阐发的是，这一单向度框架仅仅关注群体中优势成员的体验，从而在种族和性别歧视的概念、识别和补救方面抹杀了黑人女性。换言之，在种族歧视案中，倾向于以性别优势或群体优势的黑人的视角看待歧视；在性别歧视案中，焦点则在于种族优势和群体优势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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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群体中最有优势的成员，使那些身受多重压迫者成为边缘人，同时也使人们对于没有具体渊源的歧视的控诉显得喑哑无声……关于种族和性别的有效概念变成了体验的基础，而这些体验事实上仅仅代表了一个复杂现象的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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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视了这种单向度框架的教条表现之后，我将探讨它何以促成了黑人女性在女权主义理论和反种族主义政治中的边缘化。我认为，黑人女性时常被排除出女权主义理论和反种族主义策略论述之外，是因为两者都依据分散的体验而进行推断，而这些体验通常不能准确反映种族和性别的交互作用。黑人女性被排除的问题，不能简单地通过将她们纳入一个已经建立的分析结构之中而加以解决。因为交会的体验大于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主义之和，所以，任何分析，如果不将交会性考虑在内，便不能充分应对使黑人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特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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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歧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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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会性体验与教条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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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交会性问题的一种方式是检视法庭如何建构和解释黑人女性原告们的故事……为了说明司法处置交会性问题时固有的困难，我将考量三起涉及《民权法案》“第七条”的案件：“德格莱芬里德诉通用汽车案”（DeGraffenreid v. General Motors）、“摩尔诉休斯直升飞机制造公司案”（Moore v. Hughes Helicopters）和“佩恩诉特拉维诺制药厂案”（Payne v. Traven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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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格莱芬里德案”中，法庭陈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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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们未能引证任何为使黑人女性不受歧视而将其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加以保护的判决。最高法院自己的研究也未能发现这样的判决。如果原告遭受了歧视，她们显然有资格获得法律上的某种救济。然而，她们不应被允许将制定法上的两种救济结合起来，制造一种“超级救济”，这超出了立法者的意图。因此，本诉讼必须被审查，以确定其诉因究竟是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抑或两者皆有，但不能是两者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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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拒绝考虑原告的性别歧视控告之后，法庭驳回了种族歧视的起诉……建议本案与起诉同一雇主的另一种族歧视案合并审理。原告回应道：这种合并将有损她们起诉的目的，因为她们的诉讼不单是基于种族歧视，还是代表遭受种族和性别歧视的黑人女性而提起的集团诉讼。然而，法庭的推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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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第七条”的立法史也没有显示立法目的是创造“黑人女性”这样一个全新的分类，使她们比黑人男性有更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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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法庭显然得出结论：议会或者没有考虑到黑人女性可以作为“黑人女性”而遭歧视，或者不打算在这种歧视发生时保护她们。在“德格莱芬里德案”中，法庭拒绝承认黑人女性会遇到种族与性别相结合的歧视，这意味着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界线是由白人女性和黑人男性的体验分别界定的。依这一观点，黑人女性受到保护的范畴，仅仅是其体验与这两个群体之一的体验相一致的部分。只要处理方法完全淹没了交会性问题本身，那么，即便黑人女性的体验是独特的……她们能够指望的保护也是微乎其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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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案”提供了法庭不理解或不承认黑人女性诉讼主张的另一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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