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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倾向于说“歧视女性”而不说“歧视黑人女性”，揭示出性别歧视的教条主义概念是以白人女性的体验为内在基础的。对于白人女性而言，她们声称性别歧视仅仅是在声明：如果不是性别的影响，她们是不会受到歧视的。她们没有必要特别强调自己是作为白人女性而遭受歧视的，因为她们的种族对于她们所寻求的补救没有不利的影响。从这一基础引申出来的歧视观点，将白色人种视为一种既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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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一位白人女性就是标准的性别歧视主张这种处理方式的影响在于，即使受到挑战的政策或行为明显地歧视所有的女性，黑人女性身处特别恶劣境遇的事实，也使黑人女性原告与白人女性有了嫌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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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案”生动说明了反歧视法的补救范围和规范视野的局限性。不允许身处多重不利地位的群体代表其他可能只有单一不利条件的群体，这使得重构机遇分配机制的努力毁于一旦，也使得救济手段只能局限于在既有等级制度内进行小修小补。结局自然是，为挑战整个就业制度而结合所有被歧视者的“一揽子”的处理方式，因受歧视者狭隘的观点和既有补救措施的局限而无法落实。如果这种具有交会代表性的“一揽子”的处理方式被允许，则雇员们可以接受这样的可能性：挑战等级制度本身，比被歧视者在等级制度范围单独寻求保护，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但是，只要反歧视论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即，就业制度只需小修小补，那么，处在不利地位的雇员的机会就会受到限制。相对处在有利地位的雇员可能更乐于捍卫自己的优势，而嘲笑其他人贪欲更多的东西。结果是，黑人女性——所有歧视的最佳挑战者、身受双重歧视的雇员群体——基本上被孤立起来，被迫孤军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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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种族歧视案中，黑人女性在其努力获得集团诉讼代表证明书时也遭遇困难。这一问题典型地出现在这样一些案件中：统计显示，黑人与白人工人之间，进而黑人男性与黑人女性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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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维诺案”的原告们处境比情形相似的“摩尔案”的原告要好得多，她们没有被剥夺运用有说服力的统计数据显示种族歧视整体状态的权利，不过，这仅仅是因为在她们的群体中没有男性。然而，原告代表所有黑人雇员的企图，就像摩尔试图代表所有女性雇员一样，因法庭对群体利益的狭隘见解而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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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特拉维诺案”对于黑人女性是一个局部胜利，该案还是特别显示出反歧视论中的教条是如何为黑人女性制造了两难选择：或者特别描述其从属地位的交会特征，因而使自己代表黑人男性的能力受到威胁；或者忽略交会性，以便其诉讼主张不会导致黑人男性被排除。当我们考虑这一两难所带来的政治后果时，就不会奇怪为什么黑人社会中的许多人将这样表述黑人女性的利益视为危险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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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对某些人而言，我对反歧视法给予黑人女性的待遇提出了不一致的批评。我似乎在说：在此一案中，黑人女性的诉讼主张被拒斥，她们的体验被漠视，因为法庭拒绝承认其就业体验与白人女性显著不同；而在另一案中，黑人女性的利益受到损害，因为黑人女性的诉求被视为与白人女性或黑人男性的诉求有显著区别，以至于法庭不承认黑人女性有资格代表一个更大的群体。我似乎必须说，黑人女性是相同的，而不同待遇伤害了她们；或者她们是不同的，而相同的待遇伤害了她们。但是，我不能说二者都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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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在于，黑人女性能够以任何方式体验歧视，上述矛盾源于我们假定黑人女性的诉求必须是单向的……我是说，黑人女性体验歧视的方式可能相同或不同于白人女性和黑人男性的体验。黑人女性所体验的歧视有时相同于白人女性的体验；有时她们也与黑人男性分享极为相似的体验。然而她们通常遭受双重歧视——基于种族和基于性别的歧视所产生的综合影响。有时她们是作为黑人女性体验歧视的——不是种族和性别歧视的简单相加，而是作为黑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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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主义对待交会歧视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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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各法院，就连女权主义者和民权思想家们也以这样的方式对待黑人女性：既否认她们境遇所独有的混合性，也否认她们的体验对于女性和黑人这个更大的群体而言的核心意义。黑人女性被视为或者非常相似于女性，或者非常相似于黑人，进而，她们的体验的混合性质被吸收于两个群体之一的集体体验中，或者被视为有太大的不同，其中，黑人女性的黑人属性或女性属性，有时将她们的需求和观点置于女权主义者和黑人解放主义者日程表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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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黑人女性如何被置于种族和性别等级制度与反歧视法分界的边缘时，下面的类比是有用的：想象在一个地窖里塞满了所有基于种族、性别、阶级、性倾向、年龄和/或体力等各种原因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这些人由下至上人踩人站立着，底层的人基于多个因素而处于不利地位，而上面是只基于一个因素才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他们的头可以触到天花板。他们的天花板实际上是上面那些处于有利地位的居住者的地板。为了纠正其统治的某些方面，那些住在地板上的人允许地窖里的人上来，但仅限于那些声称“如果不是”天花板作怪，他们也能住在上面房间的人。一个窖口被打开时，那些与天花板最接近的人可以通过它爬出来。然而，这个窖口一般只允许那些仅有一个不利因素，因而相对下面的人处于有利地位的人通过。那些有多个不利因素的人会被留在下面，除非他们能够想方设法将自己升入那个被允许挤过窖口的群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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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与黑人女性：难道我们不是女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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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索哲纳•特鲁思（Sojourner Truth）曾质问：“难道我不是一个女人吗？”并且向男性批评家们发起挑战，他们运用性别歧视的意象来为剥夺女性公民权的行为进行辩护……许多男性质问者利用陈腐的“淑女”形象来证明女性太脆弱太娇嫩，以至于无法承担政治活动的责任。当索哲纳•特鲁思站出来发言时，许多白人妇女强烈要求她住口，惟恐她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妇女选举权转移到奴隶解放问题上来。一旦被允许发言，特鲁思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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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我的双臂！我耕种，我收割，没有哪个男人比得过我——难道我不是女人吗？我干的和男人一样多，我吃的和男人一样多——当我有的吃的时候——我和男人一样忍受皮鞭！难道我不是女人吗？我生了13个孩子，看着他们绝大多数被卖为奴，而当我大声哭诉作为母亲的怨苦时，除了耶稣，没有人听到我——难道我不是女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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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19世纪的黑人女权主义者所挑战的不仅是男权制，而且还向白人女权主义者挑战，激励黑人女性废止历史上在白人那里的既得利益……即使今天，白人女性在牺牲种族优势以强化女权主义的过程中所历经的困难，使她们对特鲁思的批判质问尤为敏感。当号称反映女性体验和女性憧憬的女权主义理论和政治并不包括或者并不向黑人女性说起时，黑人女性一定会质问：难道我们不是女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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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理论对于黑人女性的价值减少了，因为它是从人们很少承认的白色人种背景中进化发展而来的。事实上，不仅有色人种的女性被忽略，而且当白人女性作为女性为女性说话时，有色人种的女性便被进一步排除在外了。官方无所不在的声音——通常是白人男性伪装成的无种族、无性别的声音——仅仅被传递给一些人，这些人除了性别上的差异，他们有许多相同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特征。当女权主义理论试图通过分析男权制、性别特征或者不同意识形态领域来描述女性的体验时，这一理论通常会忽视种族所起的作用。女权主义者因而不再关注自己的种族作用何以减弱了性别歧视的某些方面，何以有助于她们优于其他女性，统治其他女性。结论是，女权主义理论依然是白人的，它通过团结受歧视的女性而扩展和深化其分析的潜力，但这一切尚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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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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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应对克兰肖的批判，司法在处理种族和性别交织的案件时，应做何种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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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女权主义者对于性别的分析应做何种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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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我们的宪法是色盲”批判[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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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戈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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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在意地接受了一位雇主的声言：“是的，我注意到她是黑人，但我在决定雇用或提升时，不考虑她的种族。”这种“注意了，但不考虑”的技巧，隐含地承认了雇员的种族归类，并且，这种承认被转型或者升华，以便在雇主的决定程序中，不“考虑”种族的标签。鼓吹色盲模式的人主张，不被政府承认，显然优于任何种族意识的过程。的确，鼓吹不承认（nonrecognition）的人显然发现，这种技巧的政治和道德优越性是不证自明的，以至于他们相信，正当性的论证是少有必要或者根本没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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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何种程度的色盲立宪可以作为对付种族从属关系的技巧？我认为，不承认是自相矛盾的。不承认，不仅培养了对种族从属关系的制度性否认，而且鼓励了对这种从属关系的个人承认进行心理压制，进而允许这种从属关系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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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认有三个要素：第一，一定有某种东西被认可为一种种族特征或归类；第二，这种特征一定是被承认了；第三，这种特征在做某一决定时一定未予考虑。为了让不承认变得有意义，必须有可能承认某种未被包括在决定中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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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认是一种技巧，而不是传统实体普通法上或者宪法解释上的一项原则。它对种族问题的处置，不是检省社会现实或者种族的法律范畴，而是提出一种分析方法。这种技术性方法允许法庭描述、适应、进而忽略从属关系问题。从实体论向方法论的偏转是意义重大的，因为技巧看上去是纯属程序的，它的规范性和实体性的影响被隐藏起来。这种技巧对色盲的运用也是重要的，因为它暗示了一种看似中立而客观的、不考虑种族因素的做决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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