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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迪·麦克埃若[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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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对有伤风化文学的强烈反对，是世界嘲弄美国的现成笑话之一。欧洲人喜欢听这类东西。它确认了欧洲根深蒂固的看法：美国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地方，终究是一种二流的乡镇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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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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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矫正史认为，对性的生动细致描写，是妇女自由的传统而永恒的敌人。其实正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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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女权主义和色情文艺在非正统的坎坷之路上一直是形影不离的伴侣，这种伙伴关系是自然的，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毕竟，女权主义和色情文艺都嘲笑这样的传统观念：性必须是与婚育相关的。它们也都将妇女视为应当追求性行为的快乐和自我实现的有性存在物。的确，绝大多数女权主义的要求都是以与妇女的性有关的短语表达的：平等婚姻、女同性恋关系、生育控制、堕胎和性别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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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对女权主义的批评主要来自布道坛和肥皂箱上的讲演者，他们大声疾呼：女权主义者正在腐蚀家庭和母性的圣洁。同样的谩骂也抛向色情文艺，那时称为“淫秽文学”。一个世纪以后，女权主义和色情文艺的右翼批评家们，与他们的早期同道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女权主义与色情文艺都对传统的制度和与性有关的假设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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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性并没有在此终结。女权主义和色情文艺在一种容忍的气氛中枝繁叶茂起来，因为在这种气氛中，质疑受到鼓励，不同的态度受到尊重，无怪乎女权主义与色情文艺在性表达被约束的时候都会遭受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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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审查制度的反冲力是政治正确和道德多数左右两翼的联盟，这个联盟既威胁着妇女的自由，也威胁着性表达的自由。右翼将直接的性描写定义为邪恶；左翼则将其定义为对妇女的暴力。结果却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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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制度网广泛撒开，以至于女权主义者的经典作品，比如，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的《违背我们的意愿》（Against Our Will）与色情文艺的标志《达拉斯的黛比》（Debbie Does Dallas）遭遇了同样的危险。这是不可避免的。两个作品触及了相同的主题：性压抑世界里的性自由。它们只不过达成了相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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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女权主义者与右翼携起手来？也许他们相信自己处于最后权力的位置上；也许他们梦想将其性观点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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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希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已经成功建立了性矫正制度，并以之作为大学制度的传统形式。在这种制度里，当前无人敢于质疑性骚扰这样的概念。媒体自律到回避与性有关的不检点的提法。工作场所已经变成了妄想狂的礼堂。反色情的女权主义者有理由相信，她们在新的权力结构演进中有上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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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色情文艺被抛在一边，用孤独的声音描述着妇女们不受欢迎的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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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者迫切需要与她们的自身历史重新认同。近来被称为女权主义的学术经常透过意识形态泄漏出来。女权主义者必须与历史上一再出现的两个重大教训达成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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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审查制度，或者说任何形式的性压制，都不可避免地反作用于妇女，尤其不利于那些希望质疑自己传统角色的妇女。性表达的自由，包括色情文艺，都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种询问和探索的气氛。这会提升妇女的性生活和妇女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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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审查制度巩固了那些有权者的地位。这对妇女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社会上都是社会最弱势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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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就是要求变革的自由。它总是有益于那些寻求改革社会的人，而不是有利于那些希望保持社会现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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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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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非检点史上的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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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战后的社会动荡时期，成千上万的男女参加了纯洁运动，他们要为两性设立单一的性道德标准。这不是为了趋向更大的自由，而是一种旨在将个人选择限制在社会可接受程度上的清教徒式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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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圣斗士将自由而开放的性行为视为不尊重妇女的男人的私欲反映。毕竟，女人是天然贞洁的。她们是母亲，是妻子，是教堂的柱石。纯洁运动就是遏制男人的私欲，它要求社会控制。因此，纯洁运动的圣斗士站出来呼吁用法律来反对当时称为“淫秽之物”的妓女、酗酒和色情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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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女性和男性改革者爬上了领奏车。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毁掉了规模虽小但正在成长的女权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在当时是唯一迫切呼吁妇女性权利的声音。它有婚姻改革和生育控制分配两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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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运动被冷酷扼杀，这是女权主义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不过，它实质上被现代的女权主义学者所忽视。这个故事的发展脉络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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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内战结束的1865年，美国国会采纳了首部禁止美国邮政中的淫秽物品的法律。邮寄淫秽物品被官方宣布为刑事犯罪。不过，这里有一个实施上的难题：邮局没有法律上的权利拒绝邮寄任何东西。只有在淫秽物品已经通过邮寄后，才能施加刑罚。这在法律上和策略上都是难于落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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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纽约分会开始督促州立法机关将“买卖淫秽物品”规定为非法，以使那些有腐蚀性的物品不至落入敏感的年轻绅士手中。以此为由，该会进行了一场名为“安东尼·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的狂热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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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托克生于1844年，他母亲有10个孩子，其中3个夭折了。可以想见，这个背景使康斯托克非常赞成生育控制，但他又笃信宗教，对于自己的家庭悲剧，他谴责的似乎是男人的动物本性，而不是恶劣的医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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