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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战前，兴起了一场充满活力的女权运动，旨在改变妇女水深火热的生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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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有组织的、自觉的力量，是从19世纪30年代废奴运动发展而来的。在废奴运动中，妇女作为演讲者、写作者和政治组织者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废奴主义就是要求立即终止奴隶制的激进运动，它的理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所有者。换言之，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都有道义上的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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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废奴主义者的妇女，开始自问她们比奴隶能好多少？反对奴隶制的女权主义者艾比·凯丽（Abbie Kelly）指出：“我们有极好的理由感谢奴隶，在为奴隶的工作中我们自己也同时获益。在努力打碎奴隶伽锁的同时，我们非常确定地发现，我们自己还戴着镣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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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为了不让人错过奴隶和妇女生存条件的对比，格丽梅克（Grimke）姐妹——萨拉（Sarah）和安吉丽娜（Angelina）——都明确地对这两者进行了比较。萨拉引用了当时最著名的法律权威乔治·布莱克斯通的话说：“如果妻子遭受了身体或财产上的损害，如果没有丈夫的同意并且以夫妻二人的名义，妻子不能提出赔偿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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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接着指出：“这一法律与关于奴隶的法律是相似的：‘奴隶不能提出针对主人的诉讼，也不能提出对其他人的伤害之诉——他的主人才能提出这一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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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还对路易斯安那州一条规定“奴隶占有的任何东西在法律上都属于主人”的法律与另一条规定“女人的个人财产婚后绝对属于丈夫，在丈夫去世时，他可以完全不留给妻子”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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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反奴隶制和女权运动结合起来的是一种对每个人控制自己身体和财产的权利要求。这一原则今天仍然是个人女权主义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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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战使妇女权利的进军偏离了轨道。妇女们被明确要求将她们自己的抱怨放在一边，为一个更大的事业奋斗：通过赢得北方的胜利而使奴隶获得自由。内战后，宪法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在国会通过，而妇女却遭受了政治上的冷落。第十四修正案确保了每个守法的美国男性都有投票权（排除了美国土著人）。第十五修正案确保投票的权利不因“种族、肤色或先前的奴隶身份”而有所减损，但没有提到性别。妇女被这两个修正案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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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出发，女权主义者走上了通向妇女权利的三种途径之一。主流改革者是为妇女的投票权而努力。一些激进的妇女为社会变革而工作，这种社会变革被表达为“社会纯洁圣战”，比如，提高表示同意的年龄，改造妓女，审查淫秽物品。在《妇女的身体，妇女的权利》一书中，琳达·戈登（Linda Gordon）评论了这一时期的特点：“我们越是看得仔细，就越是难于区分社会纯洁组织与女权主义者团体。来自一个全然不同的组织的女权主义者是绝大多数主要社会纯洁运动的提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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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奴运动女权主义者也相信纯洁运动，但对她们来说，它是来自个人良心的纯洁；持社会纯洁论的女权主义者则似乎非常愿意通过法律来落实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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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激烈的战斗是为了性权利，为了自由，而不是为了纯洁。这一运动为那些相信自我所有权的人提供了一个思想家园：妇女的身体，妇女的权利。它被称作自由之爱（free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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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爱运动最为人铭记的是20世纪激进的埃玛·戈尔德曼的一句俏皮话。当有人问她是否信仰自由（免费）之爱时，埃玛说：“我肯定不信仰付钱的爱情。”然而，自由之爱理论是一个比这一回答更复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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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爱哲学与滥交没有关系。比如，19世纪俄亥俄州自由之爱共同体的旗帜上宣称的就是“自由、友爱、贞洁”。为什么这样一个贞洁共同体会把自由之爱视为避风港呢？因为它信奉的原则是：成人之间的性关系中不应存在胁迫。自由之爱激烈地否认国家有任何干涉相互同意的成人之间性安排的权利。他们主要的努力方向是赋予性伙伴中最弱者和最受虐待者——妇女——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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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两个确保妇女性权利的关键。首先是改革婚姻法，这种法律给丈夫几乎绝对的统治妻子的权威。自由之爱者主张，婚姻应当是两人之间自愿而平等的结合，双方分享着精神上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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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关键是让妇女能够得到生育控制信息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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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康斯托克企图关上妇女性的大门，但自由之爱运动却努力破门而入。尽管承认这样的现实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然而，为妇女自由而战斗的人中，最勇敢的却是两个白人男性：伊兹拉·海伍德（Ezra Heywood）和摩西·哈曼（Moses Harman）。他们都因为努力帮助妇女而毁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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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伍德夫妇与《言词》（The Word） 伊兹拉·海伍德是一位废奴主义者，也是一位为妇女权利大声疾呼的人。1865年，他与安吉拉·菲达西娅·蒂尔顿（Angela Fiducia Tilton）结婚。尽管他们是有4个孩子的忠诚夫妇，但伊兹拉和安吉拉开始确信：婚姻是真正爱情的一个最大障碍。的确，海伍德夫妇将传统婚姻视为卖淫，理由是男人将女人贬低到这样一种社会经济依赖状态，以至于为了生存，女人被迫选择是出卖自己几乎毫无回报的劳动，还是将自己的肉体出卖给不情愿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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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伊兹拉在马萨诸塞州的普林斯顿（Princeton）出版了他的期刊《言词》，以之作为劳动改革的宣传工具。《言词》的前言声明：“赞同废除投机所得、妇女奴隶制和战争政府……”几乎从一开始，《言词》就有广泛的发行量，每一州的工会都有订阅。海伍德夫妇开始时曾宣布他们的意图是将妇女从经济从属地位中解救出来，但是，《言词》慢慢地越来越深地陷入自由之爱问题。随后不久，由于安吉拉的原因，《言词》开始以直接而坦率的性自由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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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伍德夫妇成立了“合作出版公司”（The Co-coperative Publishing Company），发起了向婚姻全面的、正面的进攻。1873年，他们成立了“新英格兰自由之爱联盟”（New England Free Love League），开始在他们的通信和作品上标上年代名称“爱之年”（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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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合作出版公司”发行了名为《失礼的解放》（Uncivil Liberty）的小册子，由伊兹拉执笔，安吉拉作为积极的助手。小册子呼吁妇女的投票权，认为在政治上给予妇女公民权将会使两性都获得社会解放。这个小册子散发了8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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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公司又出版了另外一本小册子，名为《丘比特的枷锁》（Cupid’s Yokes），副标题是“婚姻生活的凝聚力：关于爱情与婚姻中可以主张性自治的天然权利和必要性的某些道德和心理阶段的论文”。这篇23页的论文，发行量估计在5万到20万册。“丘比特的枷锁”一语是指健康的爱情纽带应当取代法律证书而成为婚姻的真正证据。伊兹拉还主张生育控制，并呼吁废除康斯托克诸法。他甚至嘲笑安东尼·康斯托克是一个“宗教偏执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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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伊兹拉似乎乐于嘲笑康斯托克。一次，《言词》还叫卖一种避孕器材——阴道灌注器——并且将其命名为“康斯托克注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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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兹拉被控通过邮局传播淫秽物品。开庭时，控方认定《丘比特的枷锁》实在太淫秽，以至于不能进人法庭记录。因此，这个小册子的淫秽在庭审开始时就已经被确认。法庭还放弃对作品目的和优点进行任何调查，也不听取任何医学和科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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