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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0月16日，玛格丽特·桑格在布鲁克林租房开设了美国第一家生育控制诊所，还用英语、依地语和意大利语印发了介绍诊所的传单，督促妇女不要堕胎，而要事先避孕。10月26日，桑格被逮捕，因为她传播避孕信息。当天下午被释放后，她马上重开诊所。这一回，警察强迫房东将她赶走，彻底关闭了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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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格坐在押送的警车里，看到一群可怜的妇女的背影，她们还站在她的诊所门口。她们是来向她求助的。桑格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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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一声尖叫，是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妇女发出的，她拐过街角，正要到诊所去。这时她看到了警车……就撇开婴儿车，穿过人群冲向警车，向我大喊：‘快回来！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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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格被判在囚犯工厂劳动30天。当局因为害怕她绝食抗议，所以安排她在一个不太恶劣但更幽暗的监狱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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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格的第一份期刊叫《妇女的反抗》（Woman Rebel），其中富于挑衅性的举动就是表达了一种传播避孕信息的意图。当邮政当局宣布其为淫秽刊物时，桑格为了避免刊物被没收，就分批寄向全市。随着订单不断涌人，邮局宣布另外五期不能邮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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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桑格准备了一份名为《家庭生育限制》（Family Limitation）的小册子，提供避孕信息，但在出版之前，她就因8月那期《妇女的反抗》而被联邦政府起诉。面对可能长达45年的监禁，桑格逃到了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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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逃之前，她安排一位激进的出版商印刷《家庭生育限制》。这个出版商也因此获罪下狱。1915年初，康斯托克亲自逮捕了桑格的丈夫威廉·桑格。他被判刑30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威廉·桑格的审判反而刺激了公众对生育控制提倡者的支持。假传票被卖给那些想坐进拥挤不堪的法庭的人们。到1916年玛格丽特·桑格返回美国时，政治气候已经改变。她成了一位事业名人，政府方面审时度势地撤回了对她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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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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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自由，尤其是作为性言论自由的色情文艺，是妇女自由之战的主要部分。对性言词和性形象的审查，不仅导致对妇女性权利的压制，而且是一种控制妇女本身的企图。这是因为，妇女的权利传统上都是用与她们的性行为有关的术语表达的：婚姻、堕胎或生育控制。牺牲哪怕是少量的妇女性表达的自由，就是从根本上否定这是属于她们的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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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色情文艺和妇女的性行为成了性矫正的被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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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色情文艺的女权主义者们无需久远的回顾，就在1992年2月，加拿大最高法院在“巴特勒诉女王案”（Butler v. Regina）中裁决，海关可以扣押色情文艺作品，理由是这类物品威胁了女性的安全。凯瑟琳·麦金农将这个裁决褒扬为女性的胜利，并且推测说：“也许在加拿大，人们相互谈论思想，而不是相互买卖思想。”海关已经利用这一裁定对同性恋和女权主义者的物品进行几乎是独家的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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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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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温迪·麦克埃若主张，对色情文艺的攻击与对女权主义某些要求的法律调整紧密联系，而女权主义者的这些要求又与妇女的性行为有关。在思考的过程中，请参考下列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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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触及每一静默之所，甚至侵入妇女隐秘的子宫。它打破任何静默，自说自话。法言法语，管辖权。它界定，它命令，它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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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至死信仰这一点。我所想起的每一案件，如果涉及有关生育的法律规定，就不能不使我联想到所有的案件。它们由各种线索构成一个相互联结的网络。流产，“代孕”，妇女怀孕监督，解雇怀孕妇女，终止贫困或被殴妇女的亲权，强制“让与”精神障碍和易受伤害妇女所行使的收养权，强制剖腹产，监控家中分娩。顺着任何一条线索，我都能发现它与其他线索联结在一起。当我解开一根线，它会牵连其他的线。每条线都编结于法律原理的织物之上，每条线都附属于中立性和一般性的观念。[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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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认为麦克埃若会同意玛丽·阿什的下述观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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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们以及所有的妇女，包括怀孕的、分娩的、堕胎的、遭受蹂躏的或者有权有势的，她们的自述比任何法律与医疗表述更接近妇女的真实体验。虽然我们从这些体验中所做的归纳和推论可能是相互冲突的，但当我们互相理解时，我们发现，那些缘于我们自然的和被同化的身体的真实，并不相互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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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有这样一种法律，它会让我们成为女人。要认识到每一关于女性“生育”的规章都内在地具有暴力色彩，要确定一个没有规章的领域，在这一领域里，我们每个人都能做我们自己的“生死抉择”。[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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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认为法律可以承认“一个非调整领域”吗？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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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女权主义者直接针对法律机构及其实践提出批评。将下列评论与麦克埃若的分析相比较，你能发现女权主义者对法律的批评与对法律实施的批评有何异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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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一篇题为“作为警察的妇女”的社论出现在一份中西部的报纸上。依照这位身份不明的女性作者的观点，已进行了20年的女警运动是一个可悲的错误，因为警察工作是一种“雄性特征”明显的职业。作者解释说，从本质上说，男人“特别适合”警察工作，就像女人特别适合哺育一样。不仅如此，“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一想到女人手提警棍在街上巡逻，还要出入各种低俗的场所，心里就很不舒服……尽管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在许多方面与男人有同样的能力，但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比做糟男人的工作更好。女人也有作为法律实施者的巨大权力，但这种权力应当用在家里……我们作为母亲和教师比作为女警能够更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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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关注正在改变的性道德，尤其工人阶级年轻女性中不断增加的公然的性行为，中产阶级妇女活动家在20世纪头10年中开始鼓吹女警职业。她们希望，用警察权武装妇女可以减少性剥削对妇女和女孩的损害，减少可预见的婚前性行为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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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女警一事而论，女性活动家接近了中产阶级对性别的固有看法。比如，他们声称妇女天生就有同情心，这使她们能够比男人更好地履行某些警察职责，像预防犯罪、处置女性和少年案件、保护妇女和女孩在公共场合的名誉和身体安全等。他们的任命女警的论点，很快变成了警察工作中一种新的女性模式，即犯罪预防模式的根据……考虑到当时正处在女性社会活动风起云涌的时代，犯罪预防模式的出现是从性别角度对当时存在的警察实践和警察哲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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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预防模式有三个主要原则：警察工作发展到最高形式是一种社会工作；犯罪预防是警察最重要的职能；而女人在犯罪预防方面“天生”优于男人。依女警的先驱和女警提倡者的观点，这一模式的成功落实有赖于中产阶级女性从事警察工作。一旦有了足够的女警，她们作为女人的同情心和社会环境调查方法，将逐渐把警察局从由缺乏训练的工人阶级男性把持的冷眼的法律实施机构，转变为由训练有素的中产阶级男女两性构成的人性化的社会工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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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中产阶级女性活动家的诸多努力，几百名妇女在20世纪头20年中成了警察。不过，尽管警察局里有了女人，但预期的以性别和阶级为基础的警察工作转型却从来没有发生过。[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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