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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发现，行政分支既发出所有的号令，又制定所有的规则。我们的宪法是不信这一套的，它将责任一分为三：立法机构为国家通过法律；行政机构实施这些法律；司法机构适用这些法律。特别军事法庭的程序违背了这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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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同意总统的观点：永远不能允许恐怖分子摧毁我们所热爱的自由。我不认为恐怖分子有这个能力，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也许我们自己会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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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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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本版付印之际，美国政府在“反恐战”中羁押了几百名“敌方作战人员”，没有特别的指控、听审或审判，也不能预期关押的期限。政府要从一些在押者口中寻求重要的信息，因而使用了这种叫“引渡”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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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渡，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做法是将海外抓到的罪犯，比如毒枭，移交给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法院。一些官员说，从2001年起，这种做法被用于使某些在押人既上不得法庭，也回不到街上。“这个主意已经使引渡制度堕落了，”涉及这种引渡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这样说，“这不是向司法的引渡，这是绑架。”但是，一些高级特工人员和其他一些专家，包括前中央情报局长乔治·坦尼特（George J. Tenet）在国会作证时说，引渡是有效瓦解恐怖主义组织并说服在押人透露情报的方法。罗安·古纳拉特纳（Rohan Gunaratna），《基地组织的内幕：全球恐怖组织网》一书的作者，曾经说过，引渡是有效的控制人的方法，将某人送到某些国家去的威胁，是非常有效的。在欧洲，审问就几乎没有任何结果，因为他们不使用这样的威胁方法：将在押人交给一个使他们极有可能受到刑讯的国家。[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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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曾经写过律师在美国民主中的作用。同样的作用能够扩展到非民主社会的人中吗？或者像本案中一样，扩展到美国的敌人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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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关塔纳摩湾海军基地关押600多人的问题，上诉法院80岁的退休法官约翰·吉本斯（John Gibbons）在最高法院主张，在“拉索尔诉布什案”（Rasul v. Bush ）和“埃尔奥达诉美国案”[Al Odah v. United States, 124 S. Ct. 2686 (2004)] 中，联邦法院有权管辖对这种拘禁的合法性的质疑。最高法院同意这一点，而不赞成政府方面律师所主张的“这些在押人无权得到美国法律的承认”的论点。是否最终会有这些听审，还是一个未知的问题。比如，在押人依然可能被移交给其他国家，而得不到审判的实惠。托克维尔描述的法律在这里起作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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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里被采访的海军军官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勇敢的辩护律师。他冒着职业、身份和个人安全的风险，代表他的当事人，而这个当事人的情况却是对法律和社会基本价值的挑战。尽管如此，托克维尔并不号召律师们冒这样的风险，而是认为他们对于维护民主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通常的法律事务中。然而，在几乎200年后的美国和世界，如果没有勇敢的律师，民主还能保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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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像托克维尔那样将律师看成美国的贵族，已经相当困难了。然而，我们的观点依然是复杂的。据说，我们已经成为一个热衷讼争的社会，诉讼和诉讼的威胁几乎调整着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许多简单的行为都会有法律的后果。害怕法律责任已经成为限制乐趣的标准理由，这种理由还使我们的商业、财产甚至秘密交易变得极为复杂。尽管我们个人可能认识的律师不是很多，但却感觉他们无处不在。几乎每晚的电视新闻里都混杂着天灾人祸、战争饥饿、健康匮乏和政治风云，总有许多诉讼、罪案以及律师为当事人的声辩。我们视律师为“正义”与“邪恶”事业的捍卫者、美德与恶行的辩护士、权力的支配者和粗俗笑话的嘲弄对象。他们是迷人戏剧的演员，真实也好，虚构也好，都使我们赏心悦目。我们知道律师都是直接接触内情的人，他们既是故事的主角，也是故事的讲述者。他们聪慧、愤世、天真、迷茫、诚实、利他、贪婪、自我牺牲、爱财、慷慨、傲慢、同情、丰富、平淡、热心、冷酷、好战、温柔……几乎没有什么评价不适合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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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向我们介绍了一些律师、委托人及他们想从法律中得到什么。作者是当代一位光彩照人的律师罗伊·格鲁特曼，他曾在杰里·福尔韦（Jerry Falwell）牧师起诉拉里·弗林特的案件中为前者充当代理人。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将该案拍成电影《人民诉拉里·弗林特》（The People vs. Larry Flynt）。阅读过程中，思考托克维尔会如何看待这些律师，以及作者所理解的法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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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大赌场[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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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伊·格鲁特曼 比尔·托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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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人……律师是每日的必需品；而对另一些人，需要律师就像需要一次大手术一样，是巨大的恐怖。当委托人雇请了一位律师，他们通常就觉得万事大吉了，但是……律师不仅必须为案件做好准备，而且还要使他们鼓足勇气打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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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知我将与怎样的人合作，我给自己的所有新客户一个简单的精神压力测试。首先，我让他们尽可能告诉我所有关于他们自己及其案件的事情；然后，利用这些信息，劈头盖脸地侮辱、讽刺他们。一些人垮了，回家了，再也没回来；只有严肃认真善于论争的人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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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是两个律师之间的较量，看谁的神经更坚强，谁的当事人更有必胜的信念。人们相互控诉是为了施加痛苦，这是自然而然的。在某种程度上，审判意味着报复。然而，对不断增加的当事人而言，诉讼不仅是一种复仇形式，它们已经成为发财致富的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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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前，正义是由我们自己去实现的。如果有人伤害你，你就伤害他。没有律师，没有法官，没有陪审团，一般说来，结果是迅速的、终局性的。对公正的急不可待，还刺激着人们在法庭上打出个结果来，只是今天人们要用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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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延的原因之一在于法律过程本身的性质，在美国，任何人都可能为任何有效的理由而起诉你；另一个原因是利害攸关的经济回报。法庭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通过重新分配财富将善与恶区分开来。如果一个人伤害了别人，并且被裁定应当承担责任，那么他必须赔偿。如果一家公司的产品损害了某人，而且该公司有过错，那么它也必须赔偿。几乎每个去法院打官司的人……都期望带着钱走出法院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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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一次诉讼就是法律经济中的一项投资。将某人诉至法院，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敌对行为，它是律师及其委托人的一次复杂的资本冒险。只要浏览一下各大报纸，就不难发现打官司是多么有利可图。如果没有官司可打，律师除了写写遗嘱和搞搞不动产交易，就无所事事了。人们惧怕起诉和被诉的威胁，而只要有惧怕，律师们就会为它寻找更快更好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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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得最起劲儿的，要属疏忽过失案律师（negligence lawyer）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为寻找客户，恨不得把大街小巷都用梳子梳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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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追着救护车到医院并等在急救室外，这情景成为民间法律文学的一部分。显然，任何自尊的救护车尾随者都不愿被人看到时至今日他们还在以这种方式兜揽生意。一些律师付钱给警察和医务人员，让这些人在事故现场为自己分发名片；另一些律师雇用“托儿”，让这些人去医院巡视，寻找官司有的可打的患者。“托儿”们利用报上登载的六七位数字的损害赔偿的故事，诱使患者签署委托书，从而获得酬金。这种做法在大多数州是违法的，但每年仍然有几百万这样的生意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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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方法不论，专打疏忽过失和人身伤害官司的律师，为他们的委托人提供了一种变不幸为金钱的法门。像中世纪号称点铁成金的炼金术士一样，他们兜售的是暴富的许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所提供的服务，界定了每一律师与当事人关系的主要经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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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条心理纽带将律师及其所代表的人联结起来。每天都有人受伤害、被欺侮，世上其他人可能对他们折断的骨头和破碎的心灵漠不关心，而律师则不仅倾听他们的悲怨，还使他们成为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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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人聘请律师和聘请医生的理由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修复他们生活中某些受损害的部分。但在法庭上，损害在陪审团的眼中，因而胜诉总是有赖于一名律师如何动听地描述当事人的故事，而无论这个故事多么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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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内·凯茨（Manny Katz）是我所熟悉的纽约一位人身损害赔偿律师，他说自己相信“现实的痛苦”。问题在于，怎样将这一相信传达给陪审团。痛苦，除了亲身体验者外，是抽象的。为了说服法庭相信他的当事人所遭受的苦难理所当然应该得到赔偿，一位律师不得不将它变成真实，要生动地描述一幅煎熬与悲伤的图景，生动得使陪审团无法拒绝赔偿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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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律师在法庭上连哭带嚎地传达他们的信息，另一些律师则带来成群结队的专家证人。曼内·凯茨的招数是制作了名叫《某某生命中的一天》的写实录影带。这部特别易获战果的作品表现了他的当事人，一位领福利救济的母亲，在有代表性的一天里照料一个严重痴呆的婴儿的情景，而与此同时，她的健康的孩子们正在背景里欢蹦乱跳。她正在控告孩子出生的医院，诉称医生们在她分娩时使孩子发生了窒息。这是一起复杂的案件，索要几百万。6位医师出庭作证，但陪审团需要看的唯一证据就是这部影片。影片播完后，陪审团的绝大多数已经泪流满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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