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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德曼带好要用的卷宗，乘电梯到13层的一个法庭。他在陪审团席一把软椅上坐下，又开始看当天的30个案卷：伪造、抢劫（多半是行凶）、夜盗、贩毒、持枪袭击、放火、鸡奸，未遂谋杀。他将这些案卷排列在陪审团席前面的架子上，然后坐回去，等待地区检察官和法官。法庭里只有他一人，一个昏暗而肃穆的地方——为了显得威严，其实只是让人觉得压抑。棕色的墙壁，棕色的桌子，棕色的与教堂一样的靠背长凳，这一切吸收了头上低瓦数的灯泡所发出的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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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地区检察官走了进来，厄德曼向他问起即将开审的一起绑架案的情况。“负责该案的地区检察官正在忙于另一开庭审判的案件，至少一个月也搞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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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德曼笑道：“太好了，我希望他能等到被害人30岁时再受审，那也不赖。女孩儿8岁被绑架，现在11岁了。”地区检察官摇摇头，走开了。又有两位检察官来了，厄德曼同他们打趣说笑，以确定自己的存在：他比他们年长一倍，更有经验，更有知识，也更狡猾。“我的声望极高，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说，“这是精心造就的，神话在这一行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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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进来了，他叫米歇尔·施威特泽尔（Mitchell Schweitzer），高而瘦，灰白头发，当了26年法官，其中16年与厄德曼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他扫视屋内，向私人律师们、厄德曼和另外两名助理地区检察官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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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员叫了一个名子：“约瑟·圣地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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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德曼摸索着卷宗，从中抽出一份，说道：“这是我的案子。”一位助理检察官看着自己桌上的一排案卷，也从中拣出一份。厄德曼和那检察官缓步走向法官席，他们边走边抽出有关资料，除了其他东西，厄德曼拿出了起诉书副本和另一位法律援助律师早些时候会见被告的手写记录。地区检察官有一份大陪审团听证摘要和被告供述记录的副本，凭这些材料，在下面的三四分钟里，法官、地区检察官和厄德曼将决定定罪的可能和刑期的长短，与此同时，被告本人就坐在法庭的被告席上，并没意识到庭上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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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已经过时了。在纽约市，几千名被捕者中才有一名以庭审告终。政府已经没有时间和金钱来负担冠冕堂皇的无罪推定，也负担不起只有陪审团审判才是确定有罪的最真实方式的信念。今天，政府实际上对每个被告人说：“如果你愿意放弃没有证据支持的无罪声明，我们将用一个轻刑补偿你。”被告人问：“有多轻？”然后是地区检察官、辩护律师和法官凑在法官席上，这番讨价还价被称为“辩诉交易”。整个过程像玩一场游戏，附带着讨价还价、议定书、规则与仪式。权力掌握在被羁押人手里，因为不断增长的犯罪已经将我们的司法体系推向一个混乱和瘫痪的边缘，被告本人成了唯一可以出来帮一把的人。政府需要认罪请求，以推动法庭尽快结案，而被告人出卖认罪请求，以换取政府唯一能够支付的现钞——时间。但是，无论最终达成怎样的量刑，这种讨价还价的真正结果却从未受到质疑。有罪者总是贏家，而无辜者总是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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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玩儿好这个游戏，律师必须冷酷无情。他在一个已瘫痪的体系内工作，又反对这个体系。在它倒下时，他应毫不犹豫地踢上一脚，趁它羸弱不堪时占足每个便宜。在这个游戏中，没人会比马丁·厄德曼玩儿得更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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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施威特泽尔浏览了一遍地区检察官呈递的大陪审团听证摘要，检察官是一位名叫杰克·雷特曼的戴眼镜的年轻人。然后，法官从眼镜上面看着他们，问：“你想怎样呢，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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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德曼还吃不准，他的委托人被控在街上抢劫后，又在被害人脸上、颈上、前胸、腹部和背部连刺数刀，与此同时，被告人的同伙从背后抱住被害人。厄德曼说：“他们的身份还有很大的疑问。”他看着一份警察的报告复本。“DD-5上说，被害人第二天在医院里拒绝辨认照片，因为他说无法从照片上辨认攻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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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雷特曼说，“他们在他身上打了65个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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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下，”法官说，并从大陪审团听证摘要里找出一段，快速读给厄德曼听：“他们逃到一幢公寓楼中，警察问管理员是否看见他们，管理员说他们跑进了3-A房间，警察冲进去抓住他们，并把他们带到医院让被害人辨认。”他抬起头。厄德曼从未听过大陪审团这些听证，这证词听起来对他不那么有利。“你看，马丁这案件没什么毛病。”他坐直身子继续说：“我谈谈我的想法，刑期1年，先行羁押折抵刑期。”圣地亚哥已经被监禁10个月了。由于表现良好再减些刑期，这一量刑可以让他今天就出去。厄德曼表示同意。地区检察官也点头，并将材料塞回案卷夹中。“把他带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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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及其同案犯一起被带来。两人都21岁，个子不高，一副挑战的神情。同案犯叫杰西·罗德里格兹，他有自己的律师，这位律师也同意这个量刑。律师们向两名被告解释这一出价，告知他们，这个出价只有在他们事实上有罪的情况下方为有效。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律师，都不能允许一个无辜的人承认有罪。圣地亚哥和罗德里格兹一脸茫然。他们说，他们是清白的，没做任何事情。辩护席上一阵鼓噪和不安。然后，施威特泽尔问道：“你们希望再被传唤一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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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阁下，”厄德曼说，“再传唤一次。”被告被带了出去，下楼回到看守所。厄德曼看着圣地亚哥的会见记录，一种油印的表格，上面有姓名、年龄、住址、教育程度、受雇单位的空格，下面是对案情的看法。圣地亚哥的陈述：“我没有罪，我没做任何错事。”他以前从未被捕，他说自己和罗德里格兹在公寓睡觉，警察突然闯进来抓了他们。在几周前的一次提讯中，他也没有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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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们谈谈。”法官施威特泽尔建议说。厄德曼和他的同事一起走向看守所的门口。一位法院的行政官员为他们打开门，他们从法庭昏暗、安静的棕色世界进入明亮、嘈杂、烟蒂遍地的门厅里。门在他们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从下面某个地方传来喊声和牢门关闭声。门警吆喝一声“开门”，并引导他们走过一条黑暗的楼梯，来到一扇闩着的铁门前。里面的狱警打开门锁，让他们走进一条黄色的、像男厕般贴了瓷砖的走廊里，左边是窗子，右边是巨大的有长板凳的牢房。有20多人挤在牢房里，几乎所有人都肮脏不堪，蓬头垢面。一些胆小的年轻人孤单地坐在长椅上，其他年龄大的站在那里说话，就像在哈莱姆（Harlem）街角上说话那样自然。突然，说话声停歇了，在押的人们像期待喂食的动物，转头对着厄德曼和他的同事。另外3名律师也走了进来，不多时，话音再次响起——在押人和律师相互争论，用关于罪与罚的监狱黑话解释、乞求和欺骗：“我能让你两次乱跑[2年监禁]……我知道有个家伙得了E和一套公寓[E级重罪，1年监禁]……你想要一颗子弹[1年监禁]吗？你愿意接受一颗子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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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德曼走向牢房尽头，圣地亚哥在铁栅边上等他。厄德曼把脚放在铁栅的一根横梁上，在膝上放平圣地亚哥的案卷夹和文件。他掏出一支“鸿运”（Lucky Strike）牌香烟，点燃后吸了一口。圣地亚哥注视着，然后突然开始滔滔不绝地慷慨陈词。厄德曼让他安静下来，平静地说：“首先让我找出我需要知道的事情，然后你想说多少就说多少。”圣地亚哥站在齐胸高的钢制隔板间边上，另一边是洗手间。几步之外，罗德里格兹正隔着铁栅同他的律师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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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没做什么错事，”厄德曼对圣地亚哥说，“那么谈这个就没意义了，你将接受法庭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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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拼命点头。“我没做任何事，我在睡觉！我以前从没遇到过麻烦。”这是7个月前的初次会见后，他第一次有机会向律师讲他的故事，所以拼命一吐为快。厄德曼无法制止他的滔滔不绝，也就不再管他。圣地亚哥喊道：“我从没被捕过，从没进过监牢，从没有过麻烦，从来没有。我们就是在公寓里睡觉，警察闯进来把我们从床上抓起来带走，我们什么都没干。我从未见过这个人，可他却说是我们干的。连我都不知道我们干了什么，我在这里已经10个月了，我没见过律师什么的，我两个月没洗澡了，我每天被关24小时，不能刮胡子，没有热的饭菜，以前从没这样，我受不了，我要自杀，我要出去，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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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德曼此时脚还放在横梁上，掏出烟来，打断他，冷静地慢慢说道：“好吧，这很简单。你要么有罪，要么无罪。如果你有罪，你可以认罪，那么他们会判你1年，在目前情况下，这是个好的选择，你应该这样选择。如果你无罪，你不得不接受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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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罪。”他说得很坚决，点着头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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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要接受法庭审判了。但是陪审团会听到：警察跟随你们进入公寓楼，管理员让警察到3-A房间，他在那儿抓了你们，那人又在医院认出你们。如果他们判定你有罪，你可能要被判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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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对他的话全未留意。“我是无辜的，我什么都没干，但我要离开这里，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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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如果你确实干了什么，你有那么一点儿罪，他们会给你折抵刑期，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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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奏效了。“今天？我今天可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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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罪并服罪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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