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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产生于1835年,接近莫顿·霍维茨教授所称“美国法的转型”末期。下文节选了以此为题的著作的一部分,其中,霍维茨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己充分研究的结论:那个寻求增加自己权力的利益集团,要为19世纪初陪审团权力的实质衰微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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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怀特在“邓肯案”(第十五章第一节)中对陪审团审判进行了历史回顾,他认为陪审团是服务于反“政府压迫”的,这一结论更加明确地显示出陪审团是一个政治机构。近期的一个判例“布莱克利诉华盛顿州案”(第十五章第二节)进一步确认了这一观点。陪审团的存在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还有它的运作方式,它在民事和刑事审判中所做的决定,也都是政治性的。陪审团运用社会共同体正义感(它的良心)时具有否决的权力,这一事实使每个陪审员的决定都成为定义社会共同体文化边界的过程的一部分。正如卡尔·卢埃林在“夏安人的方式”一文中所说:“法律工作,或者以这个‘群体’之所以为‘群体’的方式完成,或者这个群体解体、衰落或死亡。”这是最广泛、最基本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不断定义和重新定义社会的道德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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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团审判对于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和刑事审判的被告人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公正性在一个多元社会要求用同阶者的判断来保障最有效、最合法的个案判断。然而,除了案件的当事人,陪审团审判还服务于基本的民主授权功能——“我们,人民”,它也提供了一个相对不可腐蚀的手段,借助这种手段,社会共同体的日常价值和信仰,以及个人的良知,都可以在一个通常是形式主义的、不可接近的法律制度中反映出来,而在这个制度中的立法和管理决定,通常似乎更多地是出于内心的特殊利益而不是公众利益的考虑。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民事陪审团也许是民主自治政府最重要的方面。以这些观点看,陪审团审判不仅保护了个人,也使社会共同体成为定义自己价值观和行为标准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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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美国陪审团审判的过程中,托克维尔指出,通过陪审员的工作,“每个人都学会在审判邻人的时候,要像他自己有朝一日受邻人审判一样”,并且,发生在陪审团任职期间的相互影响,使他们“觉得对社会负有义务,并感到自己在政府中的角色”。因此,陪审团制度以及其他形式的民主过程的参与,其影响之一就是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界线,化解疏离,并且教导人们尊重在公共事务中的共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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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不遗余力地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描述,如果美国人不运用陪审团这一自由的政治机构,则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隔绝,最终会为专制打开大门。这一警告在今天看来似乎特别重要,因为现在乐于为陪审团效力的人实在太少了。托克维尔在“美国人怎样以自由制度对抗个人主义”一章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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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在本质上是多疑的,它将人与人之间的隔绝视为其延续的最可靠的保障,并且总是竭尽全力使人与人隔绝开来。人心中所有的恶,专制最欢迎利己主义:只要被统治者不互相爱护,专制者也容易原谅他们不爱他。专制者不会让被统治者来帮助他治理国家,只要被统治者不想自治,他就心满意足了。他颠倒黑白,把齐心协力创造社会共同体繁荣的人污蔑为乱臣贼子,把自私自利从不同情别人的人颂扬为善良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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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国陪审团权力之争,不仅对于民主的健康至关重要,而且对于保持自由和不断重新定义社会共同体也是不可或缺的。关于陪审团在美国的生命力问题,触及到文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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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陪审团审判活力的衰竭的证据,让我们看到能够威胁和已经威胁陪审团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社会法律问题。在民事案件中,陪审团审判只占起诉案件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的民事案件显然都是在庭外解决的。1988年,由“罗斯柯·庞德基金会”赞助的一项名为“陪审团在美国”的调查发现,1980年,仅有8%的民事案件起诉后由法官或者陪审团审判。在这8%的案件中,只有不足1/3(30%)是经陪审团审判的。2003年,在一篇题为“实证研究与民事陪审团改革”的文章(本章第四节)中,瓦莱瑞·汉斯教授(Valerie Hans)和斯蒂芬尼·艾伯特森(Stephanie Albertson)报告说,在联邦一级,“尽管过去30年民事起诉增加了,民事陪审团审判的比率却一直在下降。”这样说来,只有不足1/25的民事案件是由同阶陪审团审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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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本书第十三章中米尔斯的文章显示的那样,刑事案件的审判情况也极为相似。一般估计,85%的刑事案件是通过辩诉交易解决的。“罗斯柯·庞德基金会”的研究显示,1980年,有16%的刑事案件是由法官或者陪审团审判的,其中一半左右(52%)是由陪审团审判的,即,只有1/12的刑事案件是由同阶陪审团审结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变得糟糕起来。2001年,《耶鲁法律杂志》发表了斯蒂芬诺斯·比巴斯(Stephanos Bibas)教授的一篇题为“认罪世界里司法的事实认定和量刑增加”(Judicial Fact-Finding and Sentence Enhancements in a World of Guilty Pleas)的文章,上面介绍说,2000年的联邦司法统计显示,联邦93.8%的被告人认了罪或者做了非争议性答辩(no contest pleas),只有4.4%的被告人经陪审团审判后定罪或者无罪开释。比巴斯的结论是:“有不到4%的重罪被告人经由陪审团审判,另有5%的被告人由法官审判。91%的被告人认罪。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审判的世界,而是一个认罪的世界。”(110 Yale L.J. 1097, at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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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地方的情况比别处更加糟糕。1991年6月,《纽约时报》报道说,1990年的数字显示,纽约市5个区的重罪指控,经法官或者陪审团审判的只有3%~6.5%。(“The Rare Verdict by Trial”;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Court Administration.)陪审团在民事和刑事案件中都似乎是废而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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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注意到陪审团的运用处于低水平的同时,仍有许多进一步减少陪审团审判的企图,途径是使用“替代性纠纷解决”程序,简称ADR (见本书第五篇)——通过制造不适宜陪审团审判的新的诉讼理由,以及通过声称使民事诉讼更公正、更有效的侵权法的立法改革,来束缚陪审团在损害赔偿方面的自由裁量权。那些看到“诉讼爆炸”的人,或者那些寻求控制因伪劣产品或治疗失当而承担保险责任的人,或者那些极力保护法人不受表达于民事陪审团的社会共同体良心规制的人,已经寻求对陪审团审判或者允许它们处置的问题做进一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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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陪审团审判真的开始时,仍然有其他的坎坷。本章所提供的案例与文章,探讨了陪审团规模缩小的问题,以及美国宪法是否要求在所有刑事案件中都必须对有罪做一致裁决的问题。已表明的缩小陪审团规模和废除一致裁决要求的理由,通常是希望缩短陪审团审判的长度,从而节省时间和纳税人的金钱。在这两个领域里,这些改变对于陪审团评议质量和陪审团的代表性可能产生的影响,在立法机构的争论中经常被忽视,不过,我们将在本章第五节和第六节之后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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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陪审团审判数量减少和效果减小的所谓意义时,必须记住,陪审团遴选以及陪审员听取证词的复杂性和技巧性都在发生着变化。富有的人或集团能够支付昂贵的代价,让社会科学帮助预见什么样的陪审员将会最同情本方当事人。这些社会科学的技巧同样可以用来选择所谓模拟陪审团,它与真正的陪审团有相同的特征,能够预演律师的举证和辩论效果,从而帮助律师了解在真正的陪审团面前如何最有效地驾御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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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坐在陪审团席上,陪审员们可能不得不面对相互对立的专家证人所提供的医学、法医学、科技或者其他复杂的证据,这样的证据可能把陪审员们搞得晕头转向,无法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审判约翰·辛克利(John Hinckley)行刺里根总统案的陪审员在国会的作证也说明了这一点。一些陪审员说,他们被辛克利行刺时在法律上是否精神异常的心理学证据弄得稀里糊涂,以至于他们在裁决时实际上没有理睬这一证据。DNA证据的使用是否同样令陪审员们困惑,进而阻碍了他们发挥民主的作用,对这个问题仍然是众说不一的。近来,侵权法改革的推动者和陪审团能力的批评家已经提出建议,在决定复杂的民事案件时,让法官充当陪审团的角色(见本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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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所有这些陪审团在运用和性质上的变化都意味着一个结论:陪审团审判在美利坚合众国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这是一个公正的结论,那么,使陪审团审判合法化的民主价值观以及支撑这些价值观的制度就可能处于危急之中。也许“未来的审判”以及这样一种制度所倚赖的信仰已经被引入了。或者,也许民主自治政府本身已经被没收,让位于强大的利益集团和机构的寡头政治。当你评价下文有关陪审团的规模、评议质量以及侵权法改革的现实时,不要忘记一个核心问题:陪审团审判仍然是美国法律的重要部分吗?如果不是,那么在托克维尔所说的“削弱”陪审团的过程中,谁获得了利益?获得了什么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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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节选自《美国法的转型》一书,[396]勾勒出职业律师、法官和某些商业利益群体是如何在19世纪早期纠结起来共同销蚀陪审团权力的。他们似乎有各自独立的理由与其他各方结盟,没有人将自己的动机描述为腐蚀陪审团制度,这种制度写入《权利法案》是为了在宪法基础上限制政府权力。这些变化的真正影响和思想基础,现在仍然躲避着公众的眼界,这提醒公众,应当更严格地审视在法律结构和陪审团作用方面孕育的其他变化,以确定这种改革到底服务于谁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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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莫顿·霍维茨书中的这段文字虽然简洁,但却揭示了那些寻求巩固自己权力的人对法律机构和规则的操纵。不仅如此,霍维茨指出:那被想象和描述为反抗压迫的堡垒的法律机构,可能在未经它本拟保护的人同意,甚至在他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就被销蚀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1780-1860年导致陪审团权力减少的同一种经济力量,在21世纪初是否还在进一步削弱陪审团审判?关于侵权法改革的文章会帮你逐渐了解这个问题。在本章最后一节,阿伯拉姆森教授分析了刑事审判中一致裁决的要求,从根本上揭示出什么是陪审团审判的民主职能,什么是支配着美国立法、管理和行政行为的特殊利益权力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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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美国法的转型[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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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顿·霍维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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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情况下,“商人不喜欢陪审团”,对此不应有什么惊讶。一方面是法官与律师的联合,另一方面是法官与商业利益群体的结盟,其主要标志之一就是1790年以后陪审团权力的迅速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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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平行的程序设置被用来限制陪审团审判的范畴。第一,在18世纪的最后几年里,美国的律师极大地扩增了“特别案件”或者“保留案件”,这一程序设置是为了在回避陪审团的有效干预的情况下将法律要点交由法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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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关键的程序变革——判定重审那些与“证据之证明力相反”的裁决——在18-19世纪之交的一些美国法院迅疾取得胜利。判定重审,无论有何理由,在革命的一代看来,都是大可质疑的。弗吉尼亚一位法官在1786年指出:“英格兰的法院一直不欢迎准予重新审判的做法”,直到曼斯菲尔德勋爵成为法官,“他的控制陪审团的习惯,与我国的自由制度格格不入,不可因任何原因而被采纳”。然而,这种重审不仅在19世纪的最初10年变成了司法武库中标准的武器,而且被扩展到允许推翻与证据之证明力相反的陪审团裁决,尽管有人反对说,法院以前也会重新评价陪审团就冲突的证词所做的判断,“这种情况还只有一个”。纽约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首先接受这种突然的政策转变,为的是推翻陪审团不利于海事保险商的裁决;而宾夕法尼亚州最初允许重审,也是发生在商业案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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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陪审团权力的这两项重要限制,可谓世纪之交开始主张的、更为基本的第三种程序变革的一部分。在18世纪末,即使是保守的法学家,也广泛坚持这样的观点:即使在民事案件中,“陪审团不仅对于事实,而且对于必须涉及的法律,都是适当的判断者”。威廉·威彻(William Wyche)在他1794年关于纽约州司法实践的论文中写道:“陪审团可以在法律和事实结合在一起的所有案件中,自己去运用法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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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世纪最初的10年里,律师界迅速促成这样的见解:法律与事实有着极大的区别,相应地,法官和陪审团的功能也就有了相对清楚的分离。例如,康涅狄格州的法官直到1807年一直都将法律与事实一并交予陪审团,不表达任何意见,也不就如何裁决给予陪审团任何指示。在那一年,该州的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Errors)形成一项规则,要求主审法官在主持陪审团的过程中对涉及的每一法律要点都提出自己的意见。这种制度性的变革迅速成熟为一种控制陪审团的精巧程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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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时至1810年,原本是建议性的法官指导,已经变成了强制性的,因而陪审团不再拥有决定法律问题的权力。法院和当事人迅速意识到已然发生的这一转型,不久便开始表述出一条新的原则;“法律要点……应当……由法官决定”,而事实问题应当由陪审团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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