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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讨论简直让人精疲力竭。我们在彼此的称呼上就难以达成一致。除一人而外，大家同意使用彼此都能接受的、实际上要加引号的“赞成生命者”和“赞成选择者”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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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我们多次用语冲突中的一次，分歧仍然未能解决。至今，嘉宝还不以“赞成生命者”称呼对方，因为“我相信我的事业也是赞成生命的”，她说。这种立场使索普及其同仁非常沮丧。”我忍受了尼基拒绝称呼我们赞成生命者，不过坦率地说，这使我非常生气。我原本也不打算称尼基一方为赞成选择者，但我还是这样做了，因为这似乎是显示尊重并推进交谈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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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伽特也怀疑自己是否愿意使用这些术语，“但是我有两个结论：第一，为了将和平对话进行下去，我们需要使用对方愿意接受的称呼；第二，时间一长，我开始将‘赞成生命’看成是对方的信仰描述，也就是，生命本身，而不是生命的质量，是他们的优先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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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孕妇子宫中物应当如何称呼也莫衷一是。赞成选择的妇女认为“未出生的婴儿”的称呼是不可接受的，而赞成生命的妇女不同意使用“胚胎”一词。为了继续下去，尽管不太自然，我们同意“人类胚胎”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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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中的意见交换，实际上将我们带到了分歧的核心。神经在磨损，裂痕在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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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助于倾听并解说分歧，场地规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应当寻求使用所有参加人都能接受，至少是可以容忍的术语。我们不打断对方，不卖弄技巧，也不进行人身攻击。我们代表自己说话，不是代表各自的组织。最重要的是，会谈应当是完全秘密的，除非我们所有人都同意将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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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承诺了某些人依然难于做到的事：不为自己的事业进行争辩。这个协议是为了防止恶意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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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实相信，这个场地规则是维护我们对话长久生命力的基础。我们知道自己的观点会受到质疑，但却不会受到攻击，所以我们才一直能够公开倾听并且坦诚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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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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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一种巨大的紧张，”霍根说，“也就是，在尊重不为自己的立场进行争辩的协议，与说服对方改变立场的渴望之间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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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规则还要求我们不使用极端的修饰词。在早期的一些会谈中，我们列出了一些敏感词句，这些词句几乎是不可能想清楚、听仔细并且建设性地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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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选择者”如果被称为“谋杀者”，一定会火冒三丈，或者，当堕胎被称为“浩劫”或“灭种”时，也一定会非常愤怒；而“赞成生命者”会被“受精的产物”、“终止妊娠”之类非人化的用语所激怒，因为这样的提法实际上模糊了他们“堕胎就是杀人”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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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讨论了我们认为“对方”会使用的某些陈词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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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被归类为听命于男人的宗教狂热分子，没有受过教育而又道貌岸然，对处在危机中的妇女和出生后的孩子都漠不关心，那么，“赞成生命者”就会有被人中伤的感觉。如果被贴上反儿童、反男性、反家庭、自高一等、轻率妄动、自我中心和不道德的标签，那么，“赞成选择者”也会有被人伤害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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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会谈虽有诸多不快，我们依然彼此走近了。在一次会面时，我们每个人都讲述了自己为什么要在堕胎问题上投入如此之多的时间、精力和才智。这些解释和说明，尽管是极度个人化的，但仍然令在场的人深受启发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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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次会面后，我们同意将会面继续下去，直到“枪击案”一周年。我们担心那时候波士顿在堕胎问题上的紧张对立会集中爆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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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2月30日晚上，大约700人聚集在布鲁克林的欧哈贝·舍拉姆教堂（Temple Ohabei Shalom），悼念洛内和尼科尔斯。我们“赞成选择者”一方的3人都参加了祈祷，由福勒和嘉宝主持。祈祷的人群中有我们会晤的促进者之一波德兹巴，还有两名“赞成生命者”的成员，霍根和索普，以及索普的丈夫大卫·索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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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勒回忆说：“看到另一阵营的人参加进来，对我来说，是悼念仪式中最有意义的时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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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宝在发言中对“同意和不同意我们观点的祈祷者”都表示了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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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勒在布道时提醒我们：“上帝召唤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她套用希伯来先知以赛亚（Isaiah）的话说：“自李·安和莎农被害后，新的事物已经萌发。已经改变了许多，还将要改变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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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我们这些参与秘密对话的人已经改变了许多。到这个悲伤的周年纪念日为止，我们每个人都已经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对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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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重大问题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还跟踪彼此生活中的个人事件，分享快乐，分担悲伤。更多的相互理解，意味着更多的相互尊敬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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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之间增加的理解，影响了我们各自作为运动领导者的讲话方式。新闻媒体虽然不知道我们在进行会晤，但它们开始注意到我们的公开表述有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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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枪击周年纪念日后，《环球》（Globe）的记者堂·奥克因（Don Aucoin）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主教伯纳德·劳和州长威廉·威尔德等人呼吁下……过去1年里双方的嗓门儿降低了没有？答案似乎是非常肯定的，至少在一些活跃分子那里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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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援引了嘉宝的话：“问题双方的许多人都开始努力思考他们的用语了。”嘉宝补充说，她现在很少听到“婴儿杀手、谋杀者、纳粹”之类的称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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