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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费因伯格摸索了一套办法，处理到处蔓延而又错综复杂的案件，他将其中的关键要素描述为“剥离复杂性”。按照这种方法，个人情节被简化为数字，以便在一张表格里表达整个的和解方案。费因伯格告诉我：“分配金钱的办法就是尽你的最大可能拿出一个客观可见的分配公式。”他以“道尔坤盾牌案”为例加以说明：“我们有一个矩阵，就是这个。子宫切除这些钱，骨盆发炎这些钱，宫颈癌这些钱，偏头疼这些钱。只要你从医学上证明了你有这些症状之一，我们就赔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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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数字而言，“9·11”比费因伯格处理过的许多案件难度要小得多。费因伯格评论说：“我的意思是，3300名死者和伤者从数量上说还算不上大众侵权。”不过他承认，情感上的生疏是他未曾经历过的。他告诉我：“当我接受这个工作时，我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不要任何报酬，我喜欢做这个。参议员和众议员们在我面前说：‘你无偿地这么做，是多大的牺牲啊！为了公共利益，真令人难以置信。’我做这事的真正理由，当然是为了公共利益，你可以说这算是难以置信，但也的确是一种牺牲。不过，作为一个马基雅维里式的事件，如果这些家庭知道我因这些死者的血肉而得到报酬，你能想象那会是什么样子？‘你只给我300万，你挣了多少？’作为一个马基雅维里式的问题，我会彻底打断他的批评，告诉他：‘我没得任何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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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年里，费因伯格主持了几十次的被害人家属问答会，参与者多数来自纽约地区，也有波士顿、华盛顿和洛杉矶的。在这些问答会中，费因伯格解释了基金的使用，倾听了家属们的意见，其间难免参杂一些谩骂。不久前一个雨夹雪的晚上，我开车带着他和他的长子迈克尔参加在斯得特恩岛（Staten Island）的一次会议。费因伯格已经去过那里两次了。第一次，有个男人做了一番评论，在费因伯格这个犹太人听来，是反闪语族的（anti-Semitic）。迈克尔是纽约大学的法科学生，他陪同父亲参加这第三次问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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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因伯格在路上不止一次告诉我：“斯得特恩岛这个地方简直是第三世界国家。”问答会在希尔顿酒店举行，时间是7点钟，而费因伯格还没吃中饭，所以，在进场前，他在酒店小卖部给自己买了一包饼干，给迈克尔买了一包巧克力。他在大厅里碰上一些熟人——某些家属在每次问答会上都尾随着他——他不太热情地向这些人打招呼。我挨着两个男人坐下，他们都失去了自己当消防员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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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人对我说：“你可能多次听说过，人们并不关心钱，这是真的，我们不关心钱。但是，无论如何，数额越高，就意味着你越看重你所爱的人的生命，它的意义也就越大。所以，我宁愿听到他们说，我们都能得到300万美元，这样，我知道我儿子值300万，而不是我想要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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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人说：“对，就是这样。你无法给孩子的生命定价，是他们拿着这个天文数字走出来，而你，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又拿不到这笔钱。他们承诺你一些事，但却没有兑现。”这个男人补充说：“许多家属感觉这个赔偿方案是在为航空公司开脱，为港务局（Port Authority）开脱，为纽约市开脱。是为了他们，而不是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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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被害人赔偿基金”真不是为被害人设立的，而是为航空公司，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保护航空公司不受被害人困扰而设立的。“9·11”之后，美国的主要航空承运人不仅面对几十亿美元的直接损失，而且面临几百亿美元的潜在法律诉讼。法律制定者担心，这个国家整个的交通运输系统可能陷入瘫痪。他们用《空中运输安全和系统稳定法》（Air Transportation Safety and System Stabilization Act）应付局面，该法为各航空公司提供了50亿美元的现金和10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该法还将航空公司在灾难中的责任限制在4架被劫持飞机的保险额度之内。一般认为这笔钱总额是60亿美元。在该法案的辅助条款部分，国会设立了“被害人赔偿基金”。接受该基金赔偿的家庭，没有权利再向航空公司、拥有“世贸中心”的港务局以及其他国内实体起诉。作为回报，家属们将从政府接受精神痛苦和经济损失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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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得特恩岛的会议上，最初向费因伯格提出的几个问题都是技术性的。依照法律，“被害人赔偿基金”的赔付会因家属从其他途径获得赔偿而相应减少，因而一位妇女想知道某种类型的死亡救济金（death benefit）是否也要抵消赔偿基金。费因伯格将抵消范围定义为包括生命保险和社会保险，但不包括家属从慈善机构获得的、很多情况下数目可观的捐赠。一个男人问：如果家庭内部不和，谁有权就基金问题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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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很快就转向了。一位妇女站到了麦克风前，手举一张很大的照片，说道：“我是一个消防员的母亲，这是我儿子。他成为实习消防员以前，已经在美国海军陆战队为这个国家服务了5年，得到的却是贫困线以下的工资。后来他加入了消防队，逐渐拿到了贫困线工资。我想知道，在考虑他的生命价值的时候，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会被你和‘被害人赔偿基金’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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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后，又一位妇女站出来，她失去了自己的妹妹，做了这样的声明：“我只想说，悲剧发生1年多了，我们还在为权利而战，这真是一种耻辱。”她转向费因伯格继续说：“我们受够了！为什么你非要把我们的生活搞得更复杂，让事情简单些，让大家高兴些。我知道你精通数字、制定法和各种规章，还有计算、扣除，就会说‘这个不算’，‘请到我这儿来，向我提出你的请求。’我们为什么需要请求？我们不是在讨钱，我们要我们的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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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因伯格告诉这个妇女，他没法让他们的人回来，也无法让他们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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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你有办法。”这个妇女坚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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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办法，”费因伯格重复说，“我无法让你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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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你的孩子还活着，他在呼吸，不是吗？”有人大声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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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上帝！”费因伯格说，同时向迈克尔的方向瞟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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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推定经济损失的计算过程的解释”是费因伯格张贴在“V.C.F.”网站上的一系列文件之一。其中，他提供了一个赔偿家属的公式，还对支持这个公式的主张做了解释。文件的大部分是深奥的，好像故意这样似的。然而，费因伯格最后以他通常的方式将这些复杂的东西分解为一系列的表格，任何人都可以在表格中填入一些基本的关于被害人的事实——年龄、收入、几个孩子，并且得出对某个家庭基金赔偿额的大致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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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起来，这个表格公然对抗大部分的平等观念。越是急需的家庭，似乎得到的越少。比如，表格显示，一个25岁的寡妇，没有孩子，年收人12万5千美元，不考虑抵消部分，预计得到近450万美元；另一个寡妇，她的男人挣相同的工资，同样没有孩子，但40岁了，却只能得到前者一半的数额；一位40岁的寡妇，年薪5万美元，有一个孩子，却只能得到第一个女人的1/4；而一个40岁的寡妇，有两个要抚养的孩子，挣2万美元，结果却最糟糕，她只能得到第五级，略多于9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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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问费因伯格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平等，他总是回答说，自己的手被束缚着。他对那个拿着儿子照片的母亲说：“你真正要问的问题是：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为什么每个人得到的钱不一样？非常公平的问题，女士们，先生们，答案就是：国会告诉我，这些赔偿不是用这种方式计算的。国会说，你必须考虑被害人的死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这个主张对费因伯格是有用的，在某一点上也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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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不公平，费因伯格表格中最醒目的是许多数字是缺失的。在经济损失最大的那一栏——低年龄加高收人——费因伯格没写任何数字，而是画了个“X”。不仅如此，他还拒绝公布年收入超过22.5万美元的被害人的任何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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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十分清楚的是，有多少被害人没在费因伯格的表格中体现，但是，“世贸中心”里有许多大的金融公司，公司里相对年轻的人年收入通常都在几十万美元，这个数字肯定是很高的。随一个严格的经济损失计算公式而来的是一些被害人家属在某些情况下有资格从政府得到的一千万、两千万甚至三千万美元。表面看来，这是立法者在设立“被害人赔偿基金”时规定的，但这不是他们以及任何其他人真要看到的，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费因伯格向我提到，民主党参议员肯尼迪与共和党参议员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给了他同样的建议，他将这个建议总结为：“不要让20%的人得到80%的钱。”准确地说，费因伯格是如何看待他所谓的“高端家庭”（high-end）的，这一点我们并不清楚，他也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但他指出，除了极少的情况，他给出的赔偿不会超出6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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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费因伯格的立场惹怒了高收入被害人的家属，他们指责他行为专断、不公并且不法。一天，我坐在费因伯格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个要求赔偿的男人，他死去的妻子1年差不多赚40万美元。除去生命保险抵消的几百万美元以外，这个男人又得到了200万美元。他觉得自己应该至少再拿100万。费因伯格问，他是否认为应当以收入为唯一的赔偿依据，即使这意味着某些比较富裕的家庭将会得到一千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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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绝对是的，”这个男人回答说，“这个想法就意味着要补偿我，使我的生活方式不会改变，而我的生活方式可不同于刷碗洗盘子的家伙。我可不是住在每月250美元的公寓里，我是住在每月5千美元分期付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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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特·菲茨杰拉德（Cantor Fitzgerald）证券交易公司在袭击中损失了658人，它发出了一份80页的对费因伯格处置基金方式的批评：国会指令他“确定经济损失，而不是让他对不同收入群体进行价值判断”。公司的总顾问斯蒂芬·默克尔（Stephen Merkel）告诉我，费因伯格寻求“按照个人好恶进行赔偿的权力”，而他的行动显示出“对法律本身的完全漠视”。遇到这种批评的时候，他的辩护与他提供给那位母亲的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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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给了我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由裁量权，”他说，“它让我根据自己的斟酌做我想做的事。我也就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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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因为这种自由裁量权，关于费因伯格共谋的许多说法一直挥之不去：他与布什行政当局达成了邪恶的交易；他从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那里直接受命；他用“被害人赔偿基金”推进侵权法改革事业，当然，这是前两者的子集。虽然费因伯格是一个外向的、特迪·肯尼迪式（Teddy Kennedy - style）的民主党人，却被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阿什克罗夫特任命为特别主管，至少从理论上说，他有权解除这一任命。费因伯格不失时机地表扬阿什克罗夫特，称他为“第一号盟友”。当我问他和司法部长如何沟通政治分歧时，他笑了笑说：“来点儿两党合作，来点儿马基雅维里，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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