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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灯绳 讲“理”与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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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茅于轼先生的一篇短文《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里面提出官民两方面都要讲理,而不能比武力,我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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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与一位基层法官朋友聊天,他说到一个当事人拿着生效判决天天去找他,让他改判。他一再解释这已是生效判决,但对方就是不听,最后竟激动地抓破了这位法官的脸。说到这,这位法官眼中噙满了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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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次参加一个法治沙龙,某律师慷慨陈词,说他在一次代理案件的过程中冲进一位法官的办公室,拿着判决书对法官说,“你若不改判此案,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众人鼓掌,视其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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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事我总觉得别扭:即便法官的案子判得有问题,难道当事人可以动手打法官,作为律师就该如此行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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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应是一个讲理的社会。为什么要有法制?就是因为在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里,会弱肉强食,会以武力取胜。法制就是以国家的力量作后盾,确保有理的弱者能获得保护和正义,没理的强者也要服从法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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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担忧的现象,无论是行使公权力一方,还是行使私权利一方,都有某些不讲理、不按规则出牌的做法。本文前述两个例子说的是私下行使武力的一方,可能有人会指责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不知弱势一方的无奈和迫不得已。但我要说的是,如果一个社会长期这样运转下去,必是一个法制尊严荡然无存,最后变成谁闹得凶、谁就获益的社会。实践中这方面的事例不是已经出现了吗?个别无理上访者一再上访,地方政府为息事宁人只好迁就,无原则地满足其要求,这样带来的示范效应毫无疑问是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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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公权力一方更要讲理,因为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赋予国家机构以权力,就是希望它能提供正义的服务。遗憾的是,我们某些公权力的行使者,忘记了权力的来源,简单执法、粗暴执法甚至贪赃枉法。必须承认,当前我国讲理风气不彰,首先要反省的是我们的公权力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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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崇尚讲理,信仰法律。为此,首先要求我们的法律本身要反映民众的心声,特别是人民代表一定要能代表人民,只有通过真正代表人民的立法机关制定出来的法律,人民才有遵守的义务和责任。其次,我们的各级公权力部门要带头守法、带头讲理。最后,我们的全体国民也要养成一个讲理的好习惯、好风气。在讲理的过程中,也不一定就能达成一致,甚至可以说,注定会有不同的利益和立场,但大家都要有一个共识和底线,那就是绝不能动武,绝不来蛮横的一套,而要在民主立法、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尊重法律的裁决和法定的最后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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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新京报》“具体权利”专栏,2011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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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灯绳 第二辑 诗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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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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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吟诵故乡的文章佳句多矣。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都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把思乡与月亮联系起来是有原因的,一个身处他乡的人,大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白天倒还罢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思乡的情绪就难免一阵阵地袭上心头,尤其是月明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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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无处不明,但由于心系故乡,故在诗人的眼里,故乡的月更明。若干年前,我到美国一个农民家做客,短短一周,就与主人一家结下了难舍难分的情谊,离别之际,曾以诗相赠,其中一句为“we share the same moon”(我们同享一轮明月)。因为很快就会回家(回到祖国这个家),所以倒反过来安慰对方:当我在故乡的时候,看到这一轮明月,就会想起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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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俄罗斯宇航员马克西姆·苏拉耶夫和美国宇航员杰弗里·威廉姆斯共同搭载的宇宙飞船着陆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应是庆幸自己安全回到了地球这个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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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来说,祖国就是故乡。中国8名维和警察在海地遇难后,国家不惜代价把他们的遗体运回来。回到了北京就是回到了他们的故乡,虽然其中有的人真正的故乡离北京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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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生活在同一个国度的人来说,自己小时候的出生地或成长地才是自己的故乡,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城乡差异大的国家。如我这种从南方偏僻山村出来、现在定居北京的人,那个偏僻山村就是自己魂牵梦绕的故乡。一次与一位新加坡友人谈起自己的故乡,他说自己从小出生在城市,而且新加坡整个国家也就是一个城市,所以很羡慕我这种有山村故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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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位于湘西南隆回县北面的一个偏远山村,虽然小时候很苦涩,但回忆却也不乏甜蜜。有一次偶然打开电视,看到台湾诗人余光中正在谈他的《乡愁》,他讲到即使现在回到故乡,故乡的一切也都变了,于是又陷入另一种乡愁。我想起自己近年来几次回故乡的感觉,也是如此,小时候的伙伴们都外出打工了,家里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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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幸运的,故乡从来没有伤害过我,相反,还给过我一些荣誉和机会,所以对故乡的感情日增。好几次路过长沙,我都住在隆回县驻长沙的办事处。一些长沙的友人来访后还相互议论,说我对家乡的感情真深。办事处的负责人让我在他们的留言簿上留言,我有感而发,写下“有故乡的人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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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我这般幸运。我有一位很尊敬的师长,他的父亲在老家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当年他还年轻,回去交涉,当地领导不把他当回事,还说了一些讽刺挖苦的话。此事深深地刺伤了我的这位前辈,至今他谈起故乡时仍有一种复杂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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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故乡的感情可能缘于山水,也可能缘于风俗,还可能缘于人情。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部落,当我发现他们的门框上挂辣椒的习俗与我老家相同时,忍不住与他们探讨印第安人的祖先是否真的来自亚洲;当一位韩国法官告诉我他的老家地名也叫湖南,而且进一步发现我们的敬酒习惯也彼此相同时,顿时两人的距离拉近许多;昨夜,重读鲁迅的《故乡》,主人公闰土的形象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灵,因为在我的故乡记忆中,就有这样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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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充满思乡情结的艺术。德国诗人诺瓦利斯说过:“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如是说:“这世间有一种使我们一再惊奇而且使我们感到幸福的可能性:在最遥远的、最陌生的地方发现一个故乡,并且对那些似乎极隐秘和最难接近的东西产生热爱。”这样,悖论就产生了:一方面留恋原始的故乡,另一方面又要去远方寻找心灵的家园。三毛浪漫地流浪过那么多地方,但这毕竟常人做不到,人生苦短,一般人有“第二故乡”就不错了,“第三故乡”的提法似乎少见。考古学家张光直从北京到台湾,又从台湾到美国,然后又往返于美国和台湾、美国和大陆之间,他曾用“吴襄”的笔名发表小说,“吴襄”乃“无乡”的谐音,这比起他母亲易名为“心乡”那个寄托乡愁的名字来,更多一份悲凉。所以,张光直先生去世后,大陆方面的友人给他出版的纪念文集取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四海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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