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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灯绳 讲“理”与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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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茅于轼先生的一篇短文《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里面提出官民两方面都要讲理，而不能比武力，我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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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与一位基层法官朋友聊天，他说到一个当事人拿着生效判决天天去找他，让他改判。他一再解释这已是生效判决，但对方就是不听，最后竟激动地抓破了这位法官的脸。说到这，这位法官眼中噙满了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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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次参加一个法治沙龙，某律师慷慨陈词，说他在一次代理案件的过程中冲进一位法官的办公室，拿着判决书对法官说，“你若不改判此案，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众人鼓掌，视其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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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事我总觉得别扭：即便法官的案子判得有问题，难道当事人可以动手打法官，作为律师就该如此行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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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应是一个讲理的社会。为什么要有法制？就是因为在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里，会弱肉强食，会以武力取胜。法制就是以国家的力量作后盾，确保有理的弱者能获得保护和正义，没理的强者也要服从法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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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担忧的现象，无论是行使公权力一方，还是行使私权利一方，都有某些不讲理、不按规则出牌的做法。本文前述两个例子说的是私下行使武力的一方，可能有人会指责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不知弱势一方的无奈和迫不得已。但我要说的是，如果一个社会长期这样运转下去，必是一个法制尊严荡然无存，最后变成谁闹得凶、谁就获益的社会。实践中这方面的事例不是已经出现了吗？个别无理上访者一再上访，地方政府为息事宁人只好迁就，无原则地满足其要求，这样带来的示范效应毫无疑问是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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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公权力一方更要讲理，因为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赋予国家机构以权力，就是希望它能提供正义的服务。遗憾的是，我们某些公权力的行使者，忘记了权力的来源，简单执法、粗暴执法甚至贪赃枉法。必须承认，当前我国讲理风气不彰，首先要反省的是我们的公权力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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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崇尚讲理，信仰法律。为此，首先要求我们的法律本身要反映民众的心声，特别是人民代表一定要能代表人民，只有通过真正代表人民的立法机关制定出来的法律，人民才有遵守的义务和责任。其次，我们的各级公权力部门要带头守法、带头讲理。最后，我们的全体国民也要养成一个讲理的好习惯、好风气。在讲理的过程中，也不一定就能达成一致，甚至可以说，注定会有不同的利益和立场，但大家都要有一个共识和底线，那就是绝不能动武，绝不来蛮横的一套，而要在民主立法、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尊重法律的裁决和法定的最后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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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新京报》“具体权利”专栏，2011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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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灯绳 第二辑 诗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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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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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吟诵故乡的文章佳句多矣。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都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把思乡与月亮联系起来是有原因的，一个身处他乡的人，大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白天倒还罢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思乡的情绪就难免一阵阵地袭上心头，尤其是月明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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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无处不明，但由于心系故乡，故在诗人的眼里，故乡的月更明。若干年前，我到美国一个农民家做客，短短一周，就与主人一家结下了难舍难分的情谊，离别之际，曾以诗相赠，其中一句为“we share the same moon”（我们同享一轮明月）。因为很快就会回家（回到祖国这个家），所以倒反过来安慰对方：当我在故乡的时候，看到这一轮明月，就会想起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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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俄罗斯宇航员马克西姆·苏拉耶夫和美国宇航员杰弗里·威廉姆斯共同搭载的宇宙飞船着陆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应是庆幸自己安全回到了地球这个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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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来说，祖国就是故乡。中国8名维和警察在海地遇难后，国家不惜代价把他们的遗体运回来。回到了北京就是回到了他们的故乡，虽然其中有的人真正的故乡离北京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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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生活在同一个国度的人来说，自己小时候的出生地或成长地才是自己的故乡，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城乡差异大的国家。如我这种从南方偏僻山村出来、现在定居北京的人，那个偏僻山村就是自己魂牵梦绕的故乡。一次与一位新加坡友人谈起自己的故乡，他说自己从小出生在城市，而且新加坡整个国家也就是一个城市，所以很羡慕我这种有山村故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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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位于湘西南隆回县北面的一个偏远山村，虽然小时候很苦涩，但回忆却也不乏甜蜜。有一次偶然打开电视，看到台湾诗人余光中正在谈他的《乡愁》，他讲到即使现在回到故乡，故乡的一切也都变了，于是又陷入另一种乡愁。我想起自己近年来几次回故乡的感觉，也是如此，小时候的伙伴们都外出打工了，家里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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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幸运的，故乡从来没有伤害过我，相反，还给过我一些荣誉和机会，所以对故乡的感情日增。好几次路过长沙，我都住在隆回县驻长沙的办事处。一些长沙的友人来访后还相互议论，说我对家乡的感情真深。办事处的负责人让我在他们的留言簿上留言，我有感而发，写下“有故乡的人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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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我这般幸运。我有一位很尊敬的师长，他的父亲在老家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当年他还年轻，回去交涉，当地领导不把他当回事，还说了一些讽刺挖苦的话。此事深深地刺伤了我的这位前辈，至今他谈起故乡时仍有一种复杂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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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故乡的感情可能缘于山水，也可能缘于风俗，还可能缘于人情。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部落，当我发现他们的门框上挂辣椒的习俗与我老家相同时，忍不住与他们探讨印第安人的祖先是否真的来自亚洲；当一位韩国法官告诉我他的老家地名也叫湖南，而且进一步发现我们的敬酒习惯也彼此相同时，顿时两人的距离拉近许多；昨夜，重读鲁迅的《故乡》，主人公闰土的形象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灵，因为在我的故乡记忆中，就有这样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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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充满思乡情结的艺术。德国诗人诺瓦利斯说过：“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如是说：“这世间有一种使我们一再惊奇而且使我们感到幸福的可能性：在最遥远的、最陌生的地方发现一个故乡，并且对那些似乎极隐秘和最难接近的东西产生热爱。”这样，悖论就产生了：一方面留恋原始的故乡，另一方面又要去远方寻找心灵的家园。三毛浪漫地流浪过那么多地方，但这毕竟常人做不到，人生苦短，一般人有“第二故乡”就不错了，“第三故乡”的提法似乎少见。考古学家张光直从北京到台湾，又从台湾到美国，然后又往返于美国和台湾、美国和大陆之间，他曾用“吴襄”的笔名发表小说，“吴襄”乃“无乡”的谐音，这比起他母亲易名为“心乡”那个寄托乡愁的名字来，更多一份悲凉。所以，张光直先生去世后，大陆方面的友人给他出版的纪念文集取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四海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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