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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大”在我们当前这个世界的流行，特别是国人对“大”的偏爱，本文不妨再说说有关“小”的一些小故事，让人们意识到在这个充满矛盾并且比逻辑还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虽然我们有一百个理由来证明“大”的好处，但也同样有一百个理由来证明“小”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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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在牛津访学时，有一天与众灵学院的胡德教授在学院的小食堂里进餐，我问他：“牛津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食堂，为什么不把它们合在一起，办成一个或几个大食堂，那样不就省去很多的厨师和工作人员吗？”“喔，不，不。”胡德教授连连摇头，“Small is good（小的是好的）。如果办成大食堂，那太令人担忧了，你能想象在那样的食堂里我们能这样安静地用餐和讨论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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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几十个学院加在一起才一万多名学生，落到每个学院、每个导师头上，其办学规模可谓“小”矣。美国名校耶鲁大学，其最新统计学生人数是一万二千名，我在耶鲁法学院做访问学者期间，印象最深的是它的课都是小课（seminar），据说它之所以保持排名第一，这种小课对保证教学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反观我国，现在高校不断扩招，一个专业性的大学或学院动辄上万名甚至几万名学生，带来的问题不容忽视。梁慧星教授曾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过去他们民法研究生招生那么少，却出了不少人才，如今民法研究生招生那么多，从出人才的比例来看，比过去却小多了。谢晖教授在对自己2005年的学术进行盘点时，提及的一件憾事就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带了多少研究生，与之相关的另一件憾事就是自己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抄袭而作为导师则没有发现。近几年，我应邀参加一些高校的硕士和博士毕业论文答辩，每次都有论文数十本，可想而知，这样的批量生产对于指导老师和参加答辩的老师来说，怎么可能去一一认真把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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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读到一本经济学（其实不只是经济学）方面的书《小的是美好的》，才知道这本书在西方很有名。作者舒马赫在书中提出了许多令人瞩目的观点和疑问，例如他说：小规模经济与持久性经济有明显的关联，小规模生产不论为数如何多，都不及大规模生产对自然环境的危害，因为个别的力量相对于自然的再生产能力来说是很微小的；小团体的成员对他们那小块土地或其他自然资源的爱护程度，也明显要超过那些隐去姓名的大公司或那些把整个宇宙都看成是自己的合法采石场的政府；虽然现在从表面看，公司的规模似乎越来越庞大，但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大规模刚一形成，就会出现另一种形式的化大为小，如通用汽车公司等实际上都是由许多规模适中的小公司组成的。他还说：传统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由小的集合体如家庭、部落走向国家、合众国乃至将来单一的世界政府，但人们不能忽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联合国成立时其会员国才六十个左右，现在却增加了一倍多，而且还在继续增加。（事实上，现在联合国的会员国已经超过了成立时的三倍，这证明了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写此书时的预测是正确的。）同样，传统认为一个国家幅员越辽阔越好，但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大多数是很小的国家，而贫穷的国家，却大都在大国的名单上；许多大国为了化解大国之难，都采取类似大公司的“化大为小”策略，实行联邦制；假如丹麦是德国的一部分，比利时是法国的一部分，哥本哈根、布鲁塞尔的现状又会如何呢？还会像现在这样有名吗？与许多思想家一样，舒马赫对建立“特大城市”持批评态度，认为城市合适规模的上限只能为五十万左右的居民，超出这一规模就会造成病态发展，带来犯罪、人性堕落、污染等大量难题。他甚至尖锐地指出，人类的欲望太大，结果让聪明取代了智慧，使得人与人对立、国与国对立；人类现在不惜耗费大量的能源和资金来追求财富和权力，试图用昂贵的科学和想得出的任何“游戏”来征服地球这个世界乃至满足登上月球之类的怪想，却离道德目标越来越远，离平静越来越远，离耗资很少的哲学、文学和宗教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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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大国之难，我作为一个刑法学者，亦有两点体会：一是世界上小国的社会治安普遍要比大国好，这大概是因为在这些国家控制犯罪要相对容易些；二是当今国际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大多数是规模较小的国家，而像中国、美国、印度这样的大国，则至今很难废除，美国由于是联邦制，因而得以在某些州先行废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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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参考消息》上读到一篇外国人写的“中国人的‘大’情结”的文章，说中国人什么都喜欢“大”，对城市、建筑的规模追求在太空里能看见，对商场的规模追求能写进《吉尼斯世界纪录》。文章指出，中国人为这种“大”的热情付出了代价，以北京的建筑为例，那就是“为了给这些由玻璃、钢筋、混凝土构成的庞然大物腾出地方，具有北京传统特色的老建筑不得不被整片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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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这篇文章中，作者举了北京金源时代购物中心的例子：这家商场光自动扶梯就有230座，餐饮广场相当于两个足球场，一只大鱼缸里养有6条泰国鳄鱼，要逛遍它需要整整两天的时间。看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代哲人苏格拉底面对大市场的感叹：“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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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检察日报》副刊“每月名家”，2006年4月28日。《读者》2006年第18期、《意林》2007年第13期等多处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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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灯绳 多余的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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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说：“多余是非常有用的东西。”此话充满了辩证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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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杜牧的一首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有人说，“清明”就是“时节”，“时节”可以不要；“行人”必定在“路上”，“路上”也多余；第三句本来就是疑问句，“借问”还有什么用？“遥指杏花村”的不一定是“牧童”，“牧童”也可以删去。于是，整首诗就可以简化成：“清明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这么一改，多余信息倒是没有了，可是诗的意境也全无了。可见，在文学上，有时多余的恰恰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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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像鲁迅的《秋叶》中第一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为什么不用“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的表达法呢？那样不是更简洁吗？但鲁迅之所以为鲁迅，就在于他用这种独特的表达，向读者展示了语言的个性美和想象的空间。当然，也有人说，这句话要不是出自大文豪之手，说不定早就被删繁就简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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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学想到文化。其实，如果仅仅从生存的角度来看，文化就是多余的，音乐也好，美术也好，没有它们照样能活，但正是文化使人区别于动物，也使人区别于人。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在各个文化领域里增加“有用的多余”。不是吗？建筑从古代的遮风避雨到后来的雕龙画凤，那些龙、那些凤对于居住有何用处？但人们就是喜欢漂亮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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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也是如此，一盒点心，一瓶酒，包装好坏，与里面的内容何干？却与文化有关。社会越发展，生产商和销售商就越注重包装，购买者和消费者也就越在乎包装。一盒雅致的点心，一瓶漂亮的酒，首先从外表上就吸引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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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在给《于丹趣品人生》一书写的序言中提出“做一些无用的事”，如喝茶、品酒、听琴等，这也是于女士这本书的主题。他们俩都承认，名利场上太多有用的事把无用的事挤走了，总得有个机会和忙乱告别，让这些无用的事平衡一下生活中的苦和累，甚至有时觉得这些无用的事才是人生中最有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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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喝茶，我最近也把一套尘封多年的茶具拿了出来，原来之所以一直没用，是觉得太麻烦，太耽误时间，但后来家人说服我，说我整天坐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起起身，动动手，泡泡茶，对我的身心有好处。试过之后，果不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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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在前面的这篇序言中还提到“发呆”，我算是有所体会。去年年底，我到三亚参加一个会，会后有一天的休闲时间，大家商量着怎么个玩法。有同事说，自愿吧，愿意在海边发呆的就发发呆。这个建议提醒了我，多少年来，外出开会、旅游，也是一个“忙”字，我还从来没有体验过发呆的感觉呢。于是，那天，我真的就在海边发了半天呆，感觉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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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如果人在气头上，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开，去干点别的事情，等到自己冷静了，再回来干正事。此话千真万确，多少人，多少事，祸福成败莫不因对此原则的遵循或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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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过这样的感受：在书架上找一本书，或者找一个别的什么东西，遍寻不得，干脆转移一下注意力，去干干别的“无用的事”，结果回来突然发现，那本要找的书或别的什么东西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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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工作昏昏沉沉，效率低下。老家来的父亲也显得孤独、尴尬。妻子因照顾一家老小，压力大而心里烦躁。于是，我咬咬牙，和妻子商量，再忙也得把工作放下，咱们去爬香山，爬完山后在外面用餐。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爬山路上大家逐渐有了豁然开朗之感，彼此之间的交流也多了起来，儿子牵着爷爷，妻子拉着丈夫，亲情、浪漫、温馨就这样自然地回来了。那晚，餐桌上有说有笑，大家的饭量都很好，父亲也话多起来。回来后我一气呵成，把久拖不决的文章也顺利写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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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自己成为本单位的一个部门负责人之后，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多余的是有用的”。刚开始时，自己总觉得行得正、站得直就够了，但慢慢发现，要想顺利地开展工作，要想激发自己所率团队的积极性，就必须摈弃过去那种分秒必争、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自己的研究上的做法，与领导和同事保持适当的交往和沟通。我想起过去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兼职时，好多律师都对当时的主任不太满意，而那位主任人品好、业务精，就是每次一上班把门一关，很少和大家往来。因此，只要肩负某一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想不“浪费”一点时间和精力，那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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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有必要说一句多余的却是有用的话：多余本身也分有用的和没用的，我们要的是有用的多余，而不要没用的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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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检察日报》副刊“每月名家”，2012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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