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828497
法律的灯绳 格兰特墓和李鸿章树
1702828498
1702828499
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学生学者办公室”的马路斜对面，有一座造型雄伟、通体洁白的花岗岩建筑矗立在哈德逊河边的河滨公园里，它就是曾任美国南北内战北军统帅、后当选为美国第十八任总统并连任两届的格兰特的纪念堂。
1702828500
1702828501
纪念堂建在坚实的四方形基座上，其主体部分为爱奥尼亚圆柱撑起的希腊神殿式建筑，上面是陶立克柱式圆锥形屋顶。正门外的基座下有一座小型广场，靠入口的两侧各立有一根旗杆，一边悬挂的是美国国旗，另一边悬挂的是四星上将旗（格兰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四星上将）。两座振翅欲飞的雄鹰石雕扼守在纪念堂门口的石阶旁。高高的正门上方，刻着这位戎马一生的军人总统的墓志铭：“让我们享有和平。”墓志铭的两边分别依偎着一位女神，据说一个代表胜利，一个代表和平。
1702828502
1702828503
拾级而上，厚重的青铜门通往白色的大理石内厅。在内厅中央，扶栏往下俯瞰，只见格兰特夫妇深紫色的大理石石棺停放在地下室里，让人忍不住先到那里去细看一番，这才发现，还有几尊栩栩如生的半身塑像摆放在两个石棺的周围，他们就是格兰特的几位著名爱将，如谢尔曼、谢里丹等。
1702828504
1702828505
纪念堂内陈列着许多照片和文物，其中既有与格兰特本人有关的，也有与该纪念堂有关的，如一份材料显示，该纪念堂并非官方拨款修建，而是在格兰特去世后由一个叫“格兰特纪念协会”的组织募捐而建。该协会的秘书长是理查德·格林纳，他是第一个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非洲裔美国人，后来曾担任过霍华德大学的法学院院长。在当年的募捐中，很多黑人表现积极，以感激格兰特为解放黑奴所作的贡献。
1702828506
1702828507
纪念堂四周墙壁上有画工考究的壁画，再现了格兰特当年战场上的风采。其中一幅描述的是格兰特接受南军统帅罗伯特·李将军的投降。那是一幅动人而令人浮想的画面：在士兵、群众簇拥和欢呼的背景下，两位将军紧紧握手。战败一方的李将军，身穿崭新军服，腰系皮带，脚蹬长筒皮靴，手持佩剑，很是英武；而战胜一方的格兰特则是一身便服，胡子拉碴，皮靴和裤子上溅满了泥水。格兰特和罗伯特·李原本是好友，都毕业于西点军校，都在联邦军队任职，是内战使他们成了两军对垒的敌人。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当内战爆发时，罗伯特·李其实已经解放了自己家的奴隶，而格兰特家还拥有奴隶。但罗伯特·李不愿自己的军队去攻打自己的父老乡亲，所以痛苦地辞去了联邦军队的职务，回到家乡去担任南军统帅。格兰特则在历史的洪流中，不仅自己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而且还为全国性的制度废奴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场持续四年之久付出六十多万士兵生命的内战当然是残酷的、不幸的，但战争的结局却是幸运的，本着宽容、和解、礼貌与尊重，美国成功地化解了南北双方因战争而引起的隔阂、猜疑和仇恨，诚如格兰特所说：“战争结束了，叛乱者现在又是我们的同胞了。”
1702828508
1702828509
对于来自中国的参观者而言，格兰特纪念堂外还有一处特别值得去看的地方，那就是李鸿章为纪念格兰特而植下的银杏树。在纪念堂的后面，会发现树林中有两棵银杏树，四周用铁栏杆围护着，下有一块一米见方、用青铜铸造的铜牌，铜牌上有中英两种文字。其中文用的是隶书繁体，直行书写，且无标点符号，用今天的简体字加标点符号，可读为：
1702828510
1702828511
大清光绪二十有三年，岁在丁酉，孟夏初吉，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合肥李鸿章，敬为大美国前伯理玺天德葛兰脱墓道种树，以志景慕。出使大臣二品衔，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铁岭杨儒谨题。
1702828512
1702828513
文中的“伯理玺天德”即英文“president”（总统）的音译，“葛兰脱”就是“格兰特”。
1702828514
1702828515
这是怎么回事？李鸿章怎么会给格兰特墓植树呢？
1702828516
1702828517
事情还得从1879年说起。那一年，已卸任总统的格兰特环游世界，5月28日抵达中国天津，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设宴款待，两人一见如故。当时正发生日本吞并琉球、置为冲绳县的事件，中国力争不成，于是清政府和李鸿章想借助格兰特的名望，在他访日期间劝说日本放弃琉球。可格兰特此时不过一卸任总统，很难有所作为，他的调停自然毫无结果，琉球并入日本已是无可挽回。格兰特回国前，从日本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介绍日本的新气象外，明确指出：“中国大害在一弱字，国家譬如人身，人身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格兰特希望中国奋发自强，否则“日本以一万劲旅”，可“长驱直捣中国三千洋里”。他建议李鸿章“仿日本之例而效法西法”，“广行通商”，如是则“国势必日强盛，各国自不敢侵侮”，等等。
1702828518
1702828519
有此一段因缘，当1896年李鸿章出使俄国并环游欧美抵达纽约时，自然想起格兰特。此时格兰特已去世11年，李鸿章专程前往拜谒格兰特墓。当时的场面很是感人，李鸿章在格兰特的灵柩前驻足良久，最后悲伤地低吟道：“别了，我的兄弟。”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也许，他的思绪又回到了17年前他们在中国相谈融洽的场景。
1702828520
1702828521
许多文献由此演绎开来，认为现在那铁栏杆里围护着的两棵银杏树乃李鸿章这次亲手所植。但现在看来，这应是有疑问的，理由是：铜牌上中文所说的时间为光绪二十三年，英文对应的时间为1897年，但李鸿章访美是1896年，此其一；其二，根据1899年出版的《李傅相历聘欧美记》记载：“二十二日（西八月三十号），中堂出自纽约行台，至前民主格兰德（即格兰特——作者注）寝园，有宿草矣，为怆然者久之。从者以鲜花环进，敬悬墓门，循西礼也。”文中并未言及李氏“墓道种树”一事。还有一个理由，格兰特陵墓直到1897年才落成。因此，我更相信下面的分析：在格兰特陵墓落成之际，李鸿章特委托清廷驻美公使杨儒代表他在墓园种树以表“景慕”。
1702828522
1702828523
铁栏杆里围护着两棵银杏，那么这两棵是否都为杨儒所种呢？有些作者确实就是这么写的。但从铜牌上的英文内容来看，它用的是单数（This tree，这棵树），因此应能推断当时只种了一棵。实际上，两棵之中有一棵很矮，怎么看也不像一百多年前种的，即使那棵高的，也不像百年老树啊。有人说，这两棵树的长势不好，显示着清帝国败亡的命运。这是文学思维，当不得真，事实真相如何，对于我这样一个以法学为业的访客，只能留下悬念和好奇了。
1702828524
1702828525
（原载《检察日报》副刊“每月名家”，2012年2月17日。）
1702828526
1702828527
1702828528
1702828529
1702828531
法律的灯绳 第三辑 诤言无华
1702828532
1702828534
“见危不救”要否入刑
1702828535
1702828536
一段时间以来，媒体不断披露见死不救、见危不救的“看客”事件，引发了我国刑法应否增设“见危不救罪”的讨论。那么，见危不救到底该不该入刑呢？
1702828537
1702828538
一、法律与道德彻底分离不可能
1702828539
1702828540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困扰法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德国法学家耶林曾将其比拟为法学中的“好望角”——那里狂风肆虐，曾经吞噬了近代欧洲众多航海家们的船只和梦想，而法学家若想解决法律与道德之关系，实不亚于尝试以一叶扁舟横渡这个风暴角（参见陈林林：《法律与道德》译后记）。
1702828541
1702828542
举两个例子说明法律与道德的复杂关系。例一：原来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新近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规定近亲属可以免除作证的义务，如果最后获得通过，则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刑事诉讼法是从不顾伦理道德转向与伦理道德保持一致的。例二：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颁布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明确规定了“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等内容，这被解读为“从伦理到契约”［参见王琳：“从伦理到契约：婚姻法‘解释（三）’的另类解读”］，可以说是体现了法律与道德相分离的精神。可见，法律与道德的离合，不能一概而论。
1702828543
1702828544
具体到见危不救要否入刑这个问题上，理论界存在争议，在实际立法上各个国家和地区也大相径庭。如我国台湾地区，本来刑法理论受德国影响很深，但德国刑法中有“见危不救罪”，台湾地区却认为这是混淆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因此至今没把这种行为犯罪化。
1702828545
[
上一页 ]
[ :1.70282849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