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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我个人的成长也得益于家福老师的多次鼓励。记得有一次，参加李步云老师主持的一个研讨会，轮到我发言时，李老师介绍道，这是一位目前在国内比较活跃的青年学者。此时，家福老师插了句话：不只是在国内，在国际上也很活跃。还有一次，法学所聘任大会述职，我按要求汇报了自己的科研成果，事后在院子里遇到家福老师，他说：听了你的述职，很感动，那么多成果！寥寥数语，尽显一个法学大家对晚辈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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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家福老师，虽然已经八十高龄，但依旧活跃和忙碌在社会上、书斋里。2009年年底，他荣膺全国十大法治人物，对他的颁奖词中提到：“他用50年时间做了两件事：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样一个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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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把家福老师的丰富人生作了高度浓缩，不过，这两件事确实带有标志性。毫无疑问，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历史不会忘记王家福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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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检察日报》，2010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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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灯绳 悼念马克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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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网站上，我偶然发现一则重要的消息：高铭暄、赵秉志等教授专程赴武汉看望马克昌教授。立即仔细阅读其内容，里面有“马先生病情危重”的信息，心里一惊，想这次可能问题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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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暑假，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参加一个会议，席间听刘明祥教授、黎宏教授等几位“马家军”成员说到马先生住院并商量去探望的事。从他们的口中，我得知马先生这次得的不是一般的病，而是威胁到生命安全的白血病，只不过医院和家人都瞒着他，所以他本人并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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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大家又关切地谈论到马先生的病情，赵秉志教授告诉大家，他与马先生经常有手机短信联系，马先生还很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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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回到家，通过短信从赵秉志教授那里要到了马老师的手机号，几番犹豫之后，给马老师发了个短信：“马老师：听说您贵体欠安，祝您早日康复！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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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马老师的回信：“仁文教授：谢谢关心。正在康复中，勿念！马克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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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之后，我一直在关注着马先生的病情。2011年1月至5月，我在美国几所大学访学，只要有空就会登录武汉大学法学院的网站，先后发现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曹建明检察长、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去医院看望马克昌先生的图文报道，每次一看到标题就担心看到下一步的内容，心想如此高层的司法首长去探望，肯定是马先生的病情恶化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了。但每次看完报道，又打消了这样的念头，因为从报道的内容看，马先生与正常人无异，他在病房里照样给《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提出修改意见，每天看《检察日报》和《人民法院报》等书报，还在有计划地写自己的学术著作。他与曹建明检察长和王胜俊院长等的谈话积极乐观，从眼下的司法改革谈到中国的古典诗词，看那照片，全无悲观，充满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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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幸的一天还是到来了。2011年6月22日19时16分，一代刑法宗师马克昌在武汉逝世，享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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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天的时间里，马先生去世所引起的悲痛和悼念之情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这不是偶然的，是与马先生高尚的人品和学品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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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马先生的交往不算多，但他的去世立即促使我放下手中的工作，写点东西来舒缓我内心的悲痛，这表明他是一个在我心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长者，是一个我发自内心敬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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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马先生最早认识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记得有一次我们法学所的欧阳涛老师组织一个会，邀请马老师参加，我负责接待之类的工作。中午吃饭正好坐马老师旁边，我向仰慕已久的马老师作自我介绍，没想到他竟说：“你就是刘仁文啊，我经常在《法制日报》上读到你的文章。”我激动之余，想起在读过的一本书中看到他当“右派”的一些报道，遂向他核实，他告诉了我当年是怎么被打成“右派”以及被划为“右派”后的经历。那是1957年5月下旬，马先生响应号召，为即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撰写了题为《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制定刑法》的提案，希望尽快制定一部刑法，以便审判人员依法判案。谁知不到半个月时间，政治风云突变，他因此提案被划为“右派”。此后，他先是被发配到湖北省蕲春县八里湖农场劳动改造，之后回到学校的伙食科当出纳，最后调到图书馆当了十多年的图书管理员。这次交谈，让我在感慨那个时代的荒唐的同时，也对马先生不摆架子、真诚待人的品质留下了初步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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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几次刑法学会上见到过他，并打招呼，有时出去爬山和参观景点，正好走到一起，还会作短暂交谈。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人文地理、古典诗词的修养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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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2004年，我的一个湖南老乡在外地打工，犯了“死罪”，我为他担任辩护律师，接下来从一审、发回重审、二审到死刑核准，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司法“马拉松”，中间几次出现生机，但阴差阳错，到最后还是在发回重审中由死缓改为死刑立即执行。该案的一审法官也认为此案判死刑立即执行过重，所以特意向我解释其中的复杂原因，并让我留意他的判决书，意思是前面对案情的描述和后面的判决结果有一定的矛盾。他还告诉我，此案要刀下留人，除非省高院某某主管副院长过问，而他是马克昌老师的博士生，建议我求助于马老。也许是救人心切，我在一天的深夜冒昧给马先生家去了个电话，汇报了一下此案的来龙去脉，说如果需要，我可以把有关证据材料和法律文书寄给他，请他过目。马老师听完后很痛快地说：我还不相信你？！时间紧迫，你不要寄了，我赶快与他联系，你过会儿给我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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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不多久，我再给他电话，他喘着气高兴地说，已经与对方联系上了，现在我把他的手机也告诉你，你赶快与他联系。他还跟我说，“在严格限制死刑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像你说的这个案子，我完全同意判死缓。”他说对方已答应听取我的辩护意见，建议我连夜赶过去面见该主管副院长，力陈我们的观点。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马先生当时说话喘着气，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刚从楼下上来，可能是他家里没有长途电话，或者是到办公室去找该主管副院长的电话了，究竟是怎么回事，至今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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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给这个主管副院长去了个电话，说明是马老师介绍的，想去面见他。对方倒是很客气，但就是坚持说我没有必要过去，把辩护词寄给他就可以了。最后我也不好强求，只好把辩护词寄给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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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最后还是人头落地，没有保住性命。有一次见到马先生，我简要向他作了汇报。他听后首先有点责备地对我说，你当时不该给他打电话的，应当直接去，到了后难道他还不见你？当面说的效果肯定要好。然后又有点无奈地说，现在我们司法机关的有些同志，离真正慎用死刑的观念还很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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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比人强。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核准权。2011年年初，《刑法修正案（八）》又首次废除了13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短短几年，中国在慎用死刑方面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进展，对此，我想马先生和我一样，是乐见其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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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在华东政法大学的一个论坛上，我与马老师等刑法学界的师友在一个分论坛上分别作了发言。我当时发言的题目是“社会转型与刑法发展”，里面提出中国刑法要“从国家刑法走向公民刑法”，我发完言后，坐在旁边的马老师客气地给我提了几点建议，其中就包括将“从国家刑法走向公民刑法”改为“从国权刑法走向民权刑法”。我后来采用了马先生的这一建议，在2011年年初的《法制日报》上专门以《从国权刑法走向民权刑法》为题，就这个问题作了展开。令我悲喜的是，从网上获悉，马先生在生命危重之际，留给同仁们的共勉就是要为我国刑法从国权刑法走向民权刑法而努力。在这个问题上，看来我与马先生也是心心相印的，甚至大胆点说，也是相互受到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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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先生去世后，我从他的一个弟子口中得到两个重要消息，一是2008年他在武汉大学的一个沙龙中，公开主张广受社会关注的许霆“利用ATM机技术故障取款”一案无罪，认为法院的判决是国权刑法观在作怪，许多司法人员已经习惯了动辄定罪的思维。他还对刑法学界大多数人论证许霆案构成犯罪表示失望，认为许霆案注定无法成为经典。在与这位弟子私下交流的时候，马先生还透露，他曾对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层领导转达过他的这一无罪主张，对方也深以为然，遗憾的是时间太晚了，判决已经作出来了。后来他一直想写一篇文章来对这个案件进行批判，但又考虑到不合时宜，担心影响司法的权威，只好作罢。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当年自己主张许霆案无罪的观点，那时，北京法学界的多数同仁主张许霆构成犯罪，颇有点孤掌难鸣的无奈。直至今日，始有“吾道不孤”的感觉，也更加感觉到我与马先生在民权刑法观上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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