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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两会”后，法学所党委请梁慧星老师给大家讲讲政协开会的有关情况，我当时问党委书记陈甦教授，为何不同时请郑老师讲讲人大开会的有关情况呢？他说郑老师身体不好。我知道，先生的身体状况一直不怎么好，所以以为只是平常小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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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他去世前不久，我在法学所的公告栏里，看到社科院推荐他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员的事迹介绍后，才得知他已身患癌症。但我总以为现在的医学条件能够使先生渡过难关，所以也并没有往严重的方面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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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与先生专业不同，且年龄、地位差异悬殊，但因同处一个单位，加上有几次与先生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使我对先生有一些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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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1993年进入法学所，就不断地听别的同事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起郑先生的一些传奇经历和事迹，如有一位同样是年轻的同事上午在院子里看到一个穿着普通的人在掏下水道，以为是锅炉工人，没想到下午这个人坐到了会场的主席台上，他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郑成思。还有，他出名后组织上安排他当了个副所长，结果因为他工作实在太忙，经常出席不了所务会，自己也常常为此苦恼，多次请辞未准，最后他只好以义务献血来“将功补过”。后来，他终于将副所长辞去，熟悉他的人告诉我：你们郑老师可不是像有的人所说的书呆子，他的组织能力让他当个所长、社科院副院长一点问题都没有。1998年，我在美国见到江平老师，他曾不无敬佩地对我说：听说你们郑成思让他当社科院副院长都不当，只愿一心做学问。法学所原副所长、后调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王保树教授有一次也告诉我：你知道郑成思的人大代表是怎么当上的吗？是人家外经贸部推荐的。因为他多次参加他们组织的对外谈判，给他们的工作以巨大帮助，结果人家将分给他们的指标让出来，说给他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还有一次，法学所的一位学术委员开完会后与我们几个人闲聊，聊起郑成思老师和梁慧星老师关于物权法与财产法的论争，他羡慕地说：这两个人，学术上争得一塌糊涂，但会议上却彼此友善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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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是听说，下面的事却是我亲眼所见。有一次所里开大会，所领导请郑先生讲治学经验。他说：“法学所的学者要在某一个领域里占领全国的最高峰，这样一旦国家有需要，找到你就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另有一次，研究生开学典礼，他代表导师发言，赠给新生六个字：“不偷懒、不灰心”，他说自己靠的就是这六个字。还有一次，时任社科院院长的李铁映到法学所开座谈会，当着郑老师和大家的面说他看过郑先生写的几篇关于他如何学外语、如何走向知识产权研究之路的文章，很受感动。恰好他所说的这几篇文章我也看过，我想补充的是，先生的文笔也相当优美，其古典诗词修养亦达到信手拈来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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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该谈谈我与先生的近距离接触的感受了。几年前，他奉命给中央政治局讲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制课，在课题组组成时，他本人特意让当时的所领导信春鹰教授通知我参加，说我发表的一篇关于计算机犯罪的文章给他印象很深，希望在起草这一部分稿子时我能给他提供一些帮助。那是我第一次被他认识，令我尴尬的是，他竟在会议上公开称我为“老刘”，可见他为人之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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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天，我们课题组几个人去中央某部委调研，对方对先生非常尊重，开完会后，他们问我们的车在哪里，想送我们下楼，郑老师说：“我们下去坐车，你们就别管了。”下来后，他对我们说，他坐地铁回去，问我们怎么走。结果我们也只好说：您就别管了，我们打车走。见惯了吃喝和接送的我，那天独自坐在回家的出租车里，感慨不已：像他这样一个大家，竟是如此的朴素。一个一门心思扑在学问上的人，简单就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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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讲完课后，有一天在法学所的院子里见到我，说：“总书记提了四个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是你那部分的，多亏了你。”我当时被他的坦诚所打动，脱口而出：“郑老师，能与您这样的学术大家共事，让我可以学到一些为学为人之道，是我的幸运，该我感谢您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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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他又受委托接受了某部委的一个这方面的课题，课题组成员基本没变，我也名列其中。记得在第一次课题组会上，他说该部委为了让他对最终的成果形式有所了解，曾给过他一份某大学的一位教授主持过的另一课题成果清样，供他参考。但他说，如果我们的最终成果只有这个水平，那就不应由他来主持了。因为那份成果一看就不是该教授本人亲自完成的，而是由他的一帮学生完成的。接下来的合作更加让我对他的敬业精神佩服不已，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虎行事的人，也永远不会在任何一个细节上不经过自己的脑子就随便利用别人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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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的一个周二下午，我去法学所三楼参加例会，在门口碰到先生，他有点出乎意外地对我说：“回来啦，这次肯定又将使你上一个新台阶。”他所说的“回来”，是指我从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归来，我没有想到，在一个管理比较松散、大家又常出国的单位，他这样一个大忙人，居然对我这样一个与他不在同一办公室，甚至不在同一办公楼的年轻人的动态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他的后半句话使我感受到他对我的勉励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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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曾结集出版过自己的一本学术随笔集《想到就说》，在自序中我特意提到对先生的谢意。虽然先生本人不常写小文章，但他非但没有给我半点压力，反而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的那些小文章有看头。久而久之，我甚至每发表一篇小文章后，就希望他能看到，并希望能听到他的“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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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先生远去了。我居然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没有见过他，甚至在听说他身体不好的情况下也没有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我承认，我后悔，但我绝不承认，我的心中没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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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新京报》，2006年9月14日。该文后被丁东先生选入他编的《先生之风》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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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灯绳 大洋彼岸忆定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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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收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和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发来的电子邮件，邀请我参加5月14日纪念蔡定剑学术思想的研讨会。因人在美国，恐难参加，遂于深夜作此文，以表达我对蔡定剑先生的怀念和他所追求的事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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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2011年1月开始，应邀到美国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四所法学院做学术访问。在与美国一些教授的交谈中，深感他们对蔡定剑教授英年早逝的惋惜和悲痛之情，也更加体会到蔡教授在海外的学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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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年初抵达纽约大学时，该校的亚美法研究所所长柯恩教授建议我访问他们的研究所网站，以便更多地了解他们的工作。我上网后有点意外地发现，当时网站以显要位置登载了蔡定剑教授的大幅照片和他的事迹介绍，其中特别提到他与柯恩教授本人的学术友谊和交往，以及对蔡定剑教授的去世的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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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该校的中国法中心主任李本教授也一见面就谈起我们共同的朋友蔡定剑。记得2009年12月的一天，我在北京突然接到李本的电话，问我是否会去参加蔡定剑他们组织的一个关于宪政的会。我说本来是有其他安排的，但听说蔡定剑得了癌症，所以还是要设法去一下，顺便看看他。李本在电话中把蔡定剑的病情说得很严重，颇有此次会议乃诀别之意，故他们都赶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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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深夜，我赶到北京郊区的宽沟招待所，正在前台办理入住手续，突然见到身着黄色运动服的蔡定剑教授从楼上下来。彼此见面，我一时不知如何说好，想问他的病情又不好启齿。他感谢我对会议的支持，又简单地聊了几句，就说他要去找会务组落实第二天的安排，让我早点回房间休息。第二天上午，他发言时，其声音和思路跟我往常对他的印象没有区别，以至于我突发奇想：是不是大家把他的病情想得太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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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那次会议的论文集《走向宪政》已经出版，里面也收入了我当时提交的一篇论文。包括李本教授在内的一些美国友人也收到了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寄来的该书，抚今追昔，伤感之余，也为蔡教授的事业后继有人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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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东亚法研究中心主任安守廉教授不止一次地跟我提起他对蔡定剑的敬重。有一次，一个学生陪我从安守廉教授的办公室出来，他接着我们谈蔡定剑的话题告诉我，蔡老师在这边确实影响很大，很有点“中国人权第一人”的味道。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张农基女士和正在哈佛担任富布莱特学者的北京大学教授张骐先生均是蔡定剑当年在北大上研究生时的同学，与他们谈起定剑，老同学都发自肺腑地敬佩他。张骐甚至说，蔡定剑将来在历史上的地位很可能还会上升，因为他是中国法学者中少有的把理论和实践结合得很好的学者，特别是他近年来从事的一系列立足中国的宪法实践活动，历史将证明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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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是我本次游学的最后一站，这里的中国法中心与蔡定剑主持的宪政研究所有着长期的合作和深厚的友谊。葛维宝主任在获悉蔡定剑教授去世后的第一时间就给其家人发去情真意切的慰问信，高度评价了蔡定剑在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宪政、预算改革、反歧视等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在耶鲁中国法中心的资料室里，我看到有好几本蔡定剑主编或独著的著作。当然，早在1998年，我就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里看到过蔡定剑的《中国人大制度》，当时中国学者的书在国外图书馆里还不多见，因此倍感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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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2010年那个冬季的早晨，我和许多人一样，冒着严寒到八宝山参加蔡定剑的遗体告别仪式。在长长的队伍中，有不少来自美国、德国等国的国际友人。我看到中国法学界熟悉的张乐伦女士悲痛得不能自已，见到我们都说不出话来，只能用拥抱来表示她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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