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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手给犯人打下第一针的昆明法医院院长汪军的记忆里，打完针后最大的感觉则是昏沉。因为当时选用的试剂是挥发性极强的剧毒药品氰化钾，他打下这一针用的时间不过30秒，之后的头昏状态却持续了差不多一天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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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需要法医院院长亲自出马，主要是出于谨慎。其实，在研制注射死刑制剂的过程中，昆明当地已经选拔了16名法警来秘密进行注射方法培训。16个小伙子以前都是负责执行枪决的，教他们打针的法医打了个比方，让他们学注射“简直是李逵绣花，太为难他们了”。被他们拿来练手的兔子被打得满地乱跳，彼此之间注射生理盐水的过程也持续了差不多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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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一把椅子就可以进行注射死刑的日子已成过去，氰化钾也早已远离了注射死刑的针筒，注射死刑也不再是昆明一地的孤军奋战。据统计，中国已经有昆明、长沙、成都、北京、上海、广州、南京、重庆、杭州、沈阳、平顶山、焦作、武汉、黑龙江、乌鲁木齐等地先后开始采用注射死刑，大部分省会城市和直辖市都已经迈入或即将迈入注射死刑的行列，上海更是早在2002年的时候就表示，以后不会再用枪决去执行死刑，而是完全注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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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流逝，一方面让注射死刑不知不觉间实现了在整个中国的广泛覆盖；然而另一方面，有些困扰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彻底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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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账的各种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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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剂注射死刑的药物300元，须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发放，须专取专用，每次领取须由地方法院两名执行法官乘飞机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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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固定注射行刑场需投资上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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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套注射死刑执行设备造价数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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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刚刚要求全国各地法院推广注射执行死刑的那些年头，有人为注射死刑所需费用算的一笔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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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枪决所需的成本则要低得多。胡云腾博士曾直言，枪决的执行成本在诸多死刑执行方式中是最低的。它不需要高超技术和复杂器械，对场地的要求也不高。相关数据则显示，国家财政每年拨给一个死刑犯的费用仅为700元，主要用于运灵费、火化费和抬尸费、射手费、布告费。这甚至顶不上法官们领取注射药剂往返路费的一个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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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经济成本是当初抑制注射死刑面推广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过时隔十数年之后，一切是否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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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看来，成本对比的变化可以从2006年算起。2006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决定自2007年1月1日起，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各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依法判决和裁定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决定一出，随之而来的是死刑判决数量的大幅度下降，仅以2007年一年为例，死缓判决首次超过死刑判决，上半年全国死刑数量已比2006年同期下降了三分之一，某些省份的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50％。“处决数量少了，注射死刑的硬件成本就会降低很多，以前可能需要购置七八台执行床，现在可能买个一两台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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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注射药剂方面，2008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结合自身条件推广注射执行方式，并开始向各中院免费提供注射药剂。刘仁文更坦言，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将注射药剂的发放权下放到各省高级法院，降低各中级法院领取药剂的路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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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注射死刑相关的各类专业设备的价格也在逐渐降低。2009年，刘仁文调研了数个进行注射死刑的省份，发现以前造价需数十万元的一套设备，现在十几万元就可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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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枪决的成本却开始提高。随着各级中院的固定刑场修建被陆续提上议程，刘仁文坦言，当枪决也需要承担修建刑场这一成本的时候，枪决与注射死刑在经济成本上的距离便大大缩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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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枪决需要耗费的人力成本远非注射死刑可比。有担任过多次死刑执行任务的老法警回忆，早些年要枪毙一个人是一个浩大工程：要组织设置刑场，要戒严，要……仅戒严一项，就“没有百十来人不行”。而从监狱到刑场，一路上开道车、警车、囚车，光一个车队就得有数十人。“这样算下来，成本就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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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情势变化之下，刘仁文坦言，随着各地经济水平的提高，他觉得中国全面推行注射死刑、废止枪决的时间已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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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可忽视的一个现实是，对于不同地区而言，人力成本与经济成本之间的转化标准并不一样。对于部分经费紧张而人力相对充裕的贫困地区，可能宁愿多花费些人力成本执行枪决，而非选择经济成本较高的注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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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学者郭光东的批判相当激烈。他对法国影片《圣皮埃尔的寡妇》中的一处情节印象极深，推崇备至。“1849年在法属加拿大群岛一个荒凉的圣皮埃尔岛上，一位水手被判死刑，根据法国法律，必须用断头台执行。但岛上没有断头台，于是法国当局不惜耗费巨资，千里迢迢将断头台从法国本土运来。”他直言，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算得上地处偏僻，经费紧张，可是早在几年前就以购置注射死刑执行车的方式全面推行注射执行。执行车不过区区数十万元，再加上些许车费、油费，各市中级法院当真承担不起？更何况，金钱本就不应该与生命尊严、司法公正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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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文对此的态度则要相对温和得多。在他看来，某些贫困地区确实经费紧张，考虑经济因素并非不可理解。事实上，就是在国外，注射死刑的推广中，财政因素也确实是原因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宋英辉教授查阅的资料显示，在美国，电椅的费用昂贵，1966年为3万美元。而建造一间毒气室的费用比电椅还要高4倍。有美国专家因此表示，应从纳税人的角度考虑，在同等痛苦的前提下选择花费较少的执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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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文指出，在某些贫困地区经费确实紧张的前提下，更应该倡导的是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加大推广力度，尽力降低相关环节的成本，在相关设备的采购和相关场所的修建上，采取不同程度的倾斜政策，国家应当拿出专款，在各地建立规范的注射执行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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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郭光东提出的使用“死刑执行车”这一方式，刘仁文则坦言，这种死刑执行方式显得很不严肃，一些国外媒体将这些流动执行死刑的车和人拍照后放到互联网上广为传播，造成不好的影响。而且执行车需要维修，有的几年之后就会报废，很多法院因此觉得与其买车，还不如建刑场。而随着死刑数量的迅速下降，对于生产死刑执行车的商家而言，生产执行车的利润空间也变得相当有限。不少商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已经好些年没有生产死刑执行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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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特权”与“血债血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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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调查问卷的结果，在此次注射死刑引发的舆论关注热潮中往往被同时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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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回答是否赞成中国全面推进注射死刑时，近七成网友投了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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