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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责任是建立在行为人的可责性和可非难程度上的。我国刑法强调主客观相统一，即定罪判刑不仅要看客观危害后果，还要看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二者缺一不可。综合胡斌飙车一案的案情，虽然他主观上存在违章的故意（超速），但对撞死人这种结果的发生应当是持过失的态度的，即他或者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这种后果；或者过于自信，以为自己的驾驶技术好，不会出现这种后果。这正是交通肇事罪的主观过错内容。我对于一审法院能在汹涌的民意面前保持司法应有的理性，坚守住这一底线还是感到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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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中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指的是故意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它对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要求是必须出于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20世纪80年代，北京发生过一起司机驾车冲撞人群造成多人伤亡的案件，法院在对此案进行判处时，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这是可以的，因为不管行为人的动机是报复社会还是发泄私愤，均不影响其故意驾车冲撞别人、希望或放任他人死伤的主观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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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来衡量南京张明宝醉酒驾车肇事案，我认为在现有立法下，仍然只能构成交通肇事罪。检察机关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批捕值得商榷。因为本案同样是虽然行为人存在违章的故意（醉酒驾车），但他对造成多人死伤的后果不可能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而只能是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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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醉酒驾车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混淆了过失与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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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刑法上的故意和过失都是针对行为人对结果的态度，在交通肇事中，行为人违章的故意并不能代表其对结果的过失。假如现行交通肇事罪的法律规定不合理，或者刑罚偏轻，可以考虑通过完善立法的渠道来弥补。对于民意中的“仇富”、“仇官”心理，社会的治理者也应当认真对待，切实解决官商勾结、权力干预司法等问题。但就司法而言，它必须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活动，否则即使一时满足了民意诉求，解决了个案的公正，也因它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而伤及法治的根基，那绝对不是社会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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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飙车肇事或醉驾肇事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处理，除了混淆了刑法上的过失与故意，还将带来如下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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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交通肇事罪本来就要求以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为前提，飙车、醉驾正属于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如果我们把它们单独拿出来，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势必造成交通肇事罪被架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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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如果我们把飙车、醉驾行为扩大解释为“其他危险方法”，那么按照刑法第114条的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要处理“危险犯”的，也就是说，只要实施了这种行为，即使“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也构成犯罪，而这在目前现实中显然不是这样处理的，我们看到许多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飙车族如“二环十三郎”等，还上电视做着这方面的娱乐节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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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从反面说明，平时我们并没有把飙车和醉驾这类行为等同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因为这里的“其他危险方法”是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放在同一个条文中的，根据刑法解释中的可比性原则，飙车和醉驾确实还不能和这些行为相提并论。那种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处理飙车肇事或醉驾肇事的主张，超出了立法原意和常规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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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重大违背义务致交通危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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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交通肇事罪必须等到“肇事”结果发生后才能处罚，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对法益采取前置性的保护，对严重的醉酒驾车等行为以交通危险罪论处，从而由过去的“结果犯”转向现在的“危险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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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国可以借鉴这种立法思路，完善刑法中“交通肇事罪”的规定，设立类似我国台湾地区的“重大违背义务致交通危险罪”，并处以相应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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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台湾地区的刑法，酒测值超过0．55，就可构成“重大违背义务致交通危险罪”，司法实务中对初犯者一般判处3个月—4个月的徒刑，可易科罚金；再触犯者，判刑6个月以上徒刑，不得易科罚金，必须坐牢；若酒驾致人死伤，还要追究过失伤害、过失致死等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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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目前的交通肇事罪一般最高为3年有期徒刑，只有情节特别恶劣的，才可处最高为7年有期徒刑的刑罚。最高人民法院对这里的“情节特别恶劣”所作的司法解释，侧重于从客观方面强调结果的严重性，如死亡2人以上或者重伤5人以上等，而忽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事实上，像醉酒程度、超速程度等，都应当成为影响情节是否特别恶劣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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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法相比，我们的交通肇事罪即使一般刑罚为3年有期徒刑也已经不轻，但我仍然主张，对于可以判到7年有期徒刑的特别恶劣情节之认定，不宜由最高人民法院采取目前的这种唯数字论彻底限定死，而应当允许具体适用法律的法官在个案中结合案件的客观危害后果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综合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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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新京报》，2009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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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灯绳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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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第四部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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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完成随笔集“三部曲”后，我有意识地放慢了各类随笔的写作速度，也狠着心谢绝了一些约稿。但由于本性难移，加之有时又有点身不由己，忍不住在不少公共话题上继续扮演一个热情公民的角色，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两年多下来，又积攒了不少这类稿件。平时，我把它们一股脑儿地收藏在电脑的一个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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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年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庞从容编辑盛情邀我加盟“独角札丛”。我把这个文件夹发给她，请她从中挑选感兴趣的内容。她很快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分门别类地组织了本书的最初框架，后几经沟通，最终定稿成现在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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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绝大部分文字形成于2009年后，仅有个别栏目为充实其内容，收入了过去的几篇文章。另外，原来的三部随笔集内容庞杂，几乎属于全景式的记录，但这次从容选稿时似乎有更严格的标准，因而文件夹中的不少“杂碎”未能收入。从书的体例来看，也许这种选择是对的。不过从作者角度而言，终究还是留下了遗憾，于是隐约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再有机会把那些没有收入的东西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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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书名也是从容和我共同商定的。当初我们想了好几个题目，但最后我们都青睐“法律的灯绳”这个书名，认为它为本书的阅读提供了一定的想象空间和隐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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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想象空间，我就想起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在该书中，米尔斯指出，优秀的思想家并不把自己的研究工作与日常生活相割裂，应当结合自己的个人体验，充分发挥和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而他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要以问题为中心，不恪守学科界限。如此来看，我的这些随笔似乎还有其价值。因为它们首先不是无病呻吟，而是基于“日常生活”和“个人体验”而有感而发的。其次，它们也不是从哪个学科出发，而是从问题出发来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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