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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同意这种看法，”K摇头说，“因为如果接受这种看法，那就必须把守门人讲的每一句话都作为真的来接受。可是，你自己已经充分证明，这是多么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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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教士说，“不必把他的每句话都作为真的来接受，而只须当成必然的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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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令人忧郁的结论，”K说，“这会把谎言变成普遍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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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和K的评论符合我们对寓言最初的感受吗？教士与K谁赢得了争论？赢得争论是否赢得了正义？或者说，正义在“法的门前”始终未能实现，是正义本身抛弃了乡下人，还是守门人故意造成的恶果？在教士与K的对话中，教士几乎主宰了谈话，这种失衡难道不是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吗？教士的立场似乎随着K提出的每个新问题而转变，这是争论的深入，还是娴熟的诡辩？时常有这样的说法：坏的秩序也比根本没有秩序要好，甚至有人说，与其要暴政也不要暴民。这意味着，人们认为有规则总比没有规则要好些。这个看法从独裁者那里得到证实，独裁者不喜欢法律，即使是他自己炮制的法律。不过，寓言中的规则似乎发生着变化：开始时法的大门不让乡下人进入，但后来乡下人被告知法的大门是专为他而开的。规则不断变化的地方，还能有秩序吗？规则可能不同，但结果是一样的——乡下人一直未能进入法的领域。如果法从未为他服务，那么法又为谁服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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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对法律秩序的简单勾勒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矛盾：法律是为少数人或与之相关的人服务的，但是，多数人却不反抗。卡夫卡继续探究了“我们的法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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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法不是广为人知的，它们被小团体隐藏和把持。小团体的人要让我们相信，这些古老的法被一丝不苟地实施着；然而，被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法统治，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我想到的不是法的解释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差异，也不是只有一小撮人有权解释法所导致的损害。这些损害也许不是特别重要，因为法是非常古老的，对法的解释是许多世纪以来的工作，这种解释本身也毫无疑问地取得了法的地位。尽管还可能有对法的自由解释，不过法的解释现在已经变得非常严格了。尤其是，贵族们在解释法的时候没有理由受个人利益影响和左右，因为法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贵族们的利益制定的。他们高居法之上，法全部执掌在他们手中。当然，法是有智慧的，但对我们来说也有困苦，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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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认为，法是属于贵族阶层的秘密，一部法典的实质就在于它必须保持一种神秘性。或许，我们正努力揭示的那些法也许根本就不存在。有一小批人的确持这种观点并且努力去说明，如果真有法存在，那它只能是贵族们的所作所为。在这一小批人眼里，到处都是贵族阶层的专横与擅断，并且要拒斥公众传统。传统仅具有一些琐屑而偶然的优点，不足以弥补其重大的缺陷，因为在人们面临事变时，它给人们一种错误的、骗人的和过分自信的安全感。这一点无可否定，但绝大多数人都这样作出解释：传统远不是完善的，必须进行更为深刻的探究，所提供的材料看似数量庞大，实则太过贫乏，要用几个世纪才能使它变得充足。终有一天，一切都会变得明确，法将属于人民，贵族阶层将消逝。这不是在维持反贵族阶层的仇恨情绪，根本不是。我们更应该痛恨自己，因为我们还没有显示出自己有能力被委任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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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可以只用一种悖论来表达这个问题：任何小团体，如果它不仅要抛弃所有对法的信仰，还要抛弃贵族阶层，就应当有全体人民作为后盾；然而，这样的团体是不可能诞生的，因为没有人胆敢抛弃贵族。一位作家这样总结道：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唯一可见的法，就是贵族阶层本身。难道我们一定要剥夺自己的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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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卡夫卡之见，什么是法的核心问题？什么是其解决的障碍？如果人民知道，法为贵族享有，受贵族治理，为贵族服务，人民必须反抗吗？卡夫卡说：“我们更应该痛恨自己……”这是不是说问题在于人民内部？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曾经说过：所有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同样可以说，所有西方法律都不过是卡夫卡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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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ransz Kafka（1883—1924），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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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故事，作为一种主叙事，是社会共识的文化总结，经常用来支持权力机构的压迫行为；反故事，作为与主叙事相反的叙事，是独立解放的自由表达，目的是改变被压迫者集体或个人的观念，比如亚瑟王的传奇、梁山好汉的小说，都可以视为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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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ichard Delgado, “Storytelling for Oppositionists and Others: A Plea for Narrative,” in Critical Race Theory, 2nd ed.,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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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第一章 遵循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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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学院里，他们告诉你，法律是一门了不起的科学，是尽善尽美的理性。事实上，它是罗马法、圣经、教会法、迷信、封建残余、狂乱的虚构和冗长死板的制定法的大杂烩。教授们努力从混乱中得到秩序，在鬼都找不到的地方寻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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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弗雷姆·图特，《美国佬律师》，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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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而听到一种说法：遵循先例是一种奴性，先例禁锢了法官的心智，迫使他不考虑原则就决定案件。但请记住：遵循先例本身就是一项至大至重的原则。对于任何司法体系的形成和成熟而言，遵循先例原则都是绝对必须的。没有遵循先例原则就没有法律，这样说并不为过。法律是一种既定既成的规则，毫不仰仗那些碰巧运用它的人的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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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州法官琼斯，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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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构成了法律？你会发现一些教科书作者告诉你，法律是某种不同于马萨诸塞或英格兰法院裁决的东西，是一个推理体系，是来自原则、道德或公理的推论。它与裁决可能相符，也可能不相符。不过，如果站在我们坏蛋朋友的立场，我们就会发现他毫不在乎什么公理或推论；他只想知道，马萨诸塞或英格兰的法院事实上会做什么。我和他的想法绝大部分是一样的。我们所指的法律，就是对法院事实上将做什么的预测，而不是其他的虚伪矫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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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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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哈佛法律评论》189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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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定义是对政治哲学信仰的表述，又是关于宗教信仰或者科学直觉的论文。定义者天才的火花，使整个法律时空顷刻间井井有条。一旦定义形成，事件将被重塑，以适合定义；起初的心理事实一变而为活生生的现实。正是这一现象使定义如此重要而又如此危险，它们提供了对法律世界的解释，但又事先排除了瓦解这一定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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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其结构是模型领先而不是追随数据——地图通常既先于又取代了地域本身。例如，一位非洲的商贩看到儿子从学校带回的一张地图，他反对地图把不同的东西搞成一个样子。在地图上，一切都是均匀的，几英寸就代表了一英里。他的儿子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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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里表示距离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地图是骗子”，他斩钉截铁地说。从他的语调里，我能感觉到他生气了。一方水土的真实性就在于这个地方生成的喜怒哀乐。他忠告我，最好不要相信任何像地图一样浅薄的东西。现在我明白了，装腔作势的距离跨越，贬低了他疲惫的双脚所丈量过的路程；关于地图的妄谈，抹蚀了他酷热中负重跋涉的重大意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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