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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法不是广为人知的，它们被小团体隐藏和把持。小团体的人要让我们相信，这些古老的法被一丝不苟地实施着；然而，被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法统治，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我想到的不是法的解释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差异，也不是只有一小撮人有权解释法所导致的损害。这些损害也许不是特别重要，因为法是非常古老的，对法的解释是许多世纪以来的工作，这种解释本身也毫无疑问地取得了法的地位。尽管还可能有对法的自由解释，不过法的解释现在已经变得非常严格了。尤其是，贵族们在解释法的时候没有理由受个人利益影响和左右，因为法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贵族们的利益制定的。他们高居法之上，法全部执掌在他们手中。当然，法是有智慧的，但对我们来说也有困苦，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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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认为，法是属于贵族阶层的秘密，一部法典的实质就在于它必须保持一种神秘性。或许，我们正努力揭示的那些法也许根本就不存在。有一小批人的确持这种观点并且努力去说明，如果真有法存在，那它只能是贵族们的所作所为。在这一小批人眼里，到处都是贵族阶层的专横与擅断，并且要拒斥公众传统。传统仅具有一些琐屑而偶然的优点，不足以弥补其重大的缺陷，因为在人们面临事变时，它给人们一种错误的、骗人的和过分自信的安全感。这一点无可否定，但绝大多数人都这样作出解释：传统远不是完善的，必须进行更为深刻的探究，所提供的材料看似数量庞大，实则太过贫乏，要用几个世纪才能使它变得充足。终有一天，一切都会变得明确，法将属于人民，贵族阶层将消逝。这不是在维持反贵族阶层的仇恨情绪，根本不是。我们更应该痛恨自己，因为我们还没有显示出自己有能力被委任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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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可以只用一种悖论来表达这个问题：任何小团体，如果它不仅要抛弃所有对法的信仰，还要抛弃贵族阶层，就应当有全体人民作为后盾；然而，这样的团体是不可能诞生的，因为没有人胆敢抛弃贵族。一位作家这样总结道：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唯一可见的法，就是贵族阶层本身。难道我们一定要剥夺自己的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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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卡夫卡之见，什么是法的核心问题？什么是其解决的障碍？如果人民知道，法为贵族享有，受贵族治理，为贵族服务，人民必须反抗吗？卡夫卡说：“我们更应该痛恨自己……”这是不是说问题在于人民内部？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曾经说过：所有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同样可以说，所有西方法律都不过是卡夫卡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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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ransz Kafka（1883—1924），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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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故事，作为一种主叙事，是社会共识的文化总结，经常用来支持权力机构的压迫行为；反故事，作为与主叙事相反的叙事，是独立解放的自由表达，目的是改变被压迫者集体或个人的观念，比如亚瑟王的传奇、梁山好汉的小说，都可以视为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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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ichard Delgado, “Storytelling for Oppositionists and Others: A Plea for Narrative,” in Critical Race Theory, 2nd ed.,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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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第一章 遵循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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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学院里，他们告诉你，法律是一门了不起的科学，是尽善尽美的理性。事实上，它是罗马法、圣经、教会法、迷信、封建残余、狂乱的虚构和冗长死板的制定法的大杂烩。教授们努力从混乱中得到秩序，在鬼都找不到的地方寻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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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弗雷姆·图特，《美国佬律师》，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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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而听到一种说法：遵循先例是一种奴性，先例禁锢了法官的心智，迫使他不考虑原则就决定案件。但请记住：遵循先例本身就是一项至大至重的原则。对于任何司法体系的形成和成熟而言，遵循先例原则都是绝对必须的。没有遵循先例原则就没有法律，这样说并不为过。法律是一种既定既成的规则，毫不仰仗那些碰巧运用它的人的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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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州法官琼斯，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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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构成了法律？你会发现一些教科书作者告诉你，法律是某种不同于马萨诸塞或英格兰法院裁决的东西，是一个推理体系，是来自原则、道德或公理的推论。它与裁决可能相符，也可能不相符。不过，如果站在我们坏蛋朋友的立场，我们就会发现他毫不在乎什么公理或推论；他只想知道，马萨诸塞或英格兰的法院事实上会做什么。我和他的想法绝大部分是一样的。我们所指的法律，就是对法院事实上将做什么的预测，而不是其他的虚伪矫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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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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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哈佛法律评论》189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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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定义是对政治哲学信仰的表述，又是关于宗教信仰或者科学直觉的论文。定义者天才的火花，使整个法律时空顷刻间井井有条。一旦定义形成，事件将被重塑，以适合定义；起初的心理事实一变而为活生生的现实。正是这一现象使定义如此重要而又如此危险，它们提供了对法律世界的解释，但又事先排除了瓦解这一定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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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其结构是模型领先而不是追随数据——地图通常既先于又取代了地域本身。例如，一位非洲的商贩看到儿子从学校带回的一张地图，他反对地图把不同的东西搞成一个样子。在地图上，一切都是均匀的，几英寸就代表了一英里。他的儿子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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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里表示距离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地图是骗子”，他斩钉截铁地说。从他的语调里，我能感觉到他生气了。一方水土的真实性就在于这个地方生成的喜怒哀乐。他忠告我，最好不要相信任何像地图一样浅薄的东西。现在我明白了，装腔作势的距离跨越，贬低了他疲惫的双脚所丈量过的路程；关于地图的妄谈，抹蚀了他酷热中负重跋涉的重大意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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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商的父亲更看重传统智慧，他知道那些忠实于地图的人所不知道的事情：对待地图比对待地形更认真的旅行者，更有可能遭遇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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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仅看到那些被教导去看的东西。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是好学的，乐于接受新的观点。但是，情况正相反，我们总是仰仗已经知道的事情得过且过。我们进行越来越多的学习，真正的效果却越来越小。我们希望、祈求手里的地图让我们走过这片地域，因为它已经让我们走了这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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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学习法律的人经常觉得对法律所知甚少，而事实上，每个人心目中都有法律的模型和期待，它们来自电视、报纸、个人经验、家庭历史和其他来源。这种先人知识的地图可能既干扰又促进新的学习。写下一些句子，描述法律涉及什么，法律行为最常发生在哪里，以及法律值得称道和令人生厌的方面。你可能惊讶于这些知识储备揭示的内容如此丰富，它就是你有关法律的初始地图，可能适合，也可能不适合这块法律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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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学习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具备人性的勇气，即卡夫卡寓言所加于我们的那种勇气，去摒弃那不足以解释我们所要理解的事物的世界观。教与学的行为应当打破陈规成见，以便提供新的可能性。通观一系列法律定义，你可以获得更有批判力的见解。每一定义都饱含了提出者智慧的火花，每一定义又都排除了无法解释的东西，因而限制了我们的眼界。比如，法律可被定义为规则的体系，官方肆意胡为的遮掩，价值探究的论坛，冲突解决的机制，精英的权力把戏，对公意的反映或压制，或者维护不公、否定自由的政体。这些简短的解释为研习法律提供了有益的线索。跨越多种解释的思考，有助于更加清晰的洞察，因为对立的思想观点造成紧张状态，但也为法律提供生机与活力，使热忱的学习者有机会找到解释法律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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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如何确定委托人的案子是“好”是“坏”？通常情况下，律师们由委托人告知的事实开始，经过一番询问，将法律“运用”于那些事实并预测出一个结果。律师们假定，法官们会以相同的方式裁决相同的案件，也就是，当案件涉及可比事实时，先前的结果将被重复。有关法律的预测是否准确，有赖于正被讨论的案件与先前案件的比较。发现案件之间相同点和不同点的技巧，即案例分析法，是专业法律学习的基础部分。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先驱卡尔·卢埃林（1893—1962）的文章和一套出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判例，显示了法官和律师如何处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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