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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更远的地方可以迁移，如果原告寻求的禁止性救济被准许，则被告将被迫停止经营，他们的财产将变得一钱不值，庞大产业将寿终正寝或者被迫迁出本州。一个必然推论是：本州一项巨大而蓬勃发展的工业将被毁灭，本州所有珍贵的铜产将失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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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法院同时认定以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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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克县1903年的总税收约259万美元，其中被告总资产约128万美元；这些企业开工前，仅有200人居住在这一地区，而今约有1万2千人，几乎都靠铜业维持生计。被告之一的田纳西铜业公司雇用了1300名男工，月均支付4万美元，员工几乎都是从波尔克及其邻县招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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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纳西铜业公司每月消费约3千吨可口可乐和2 800吨煤以及12万8千立方英尺木柴，等等。上诉法院认定，另一被告公司雇用1100多人，以此推知，该公司每年支付的工资和货款大致相当于田纳西铜业公司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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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明显，两家公司每年支付巨额的金钱，这些金钱是全镇居民的生计所必须的。如果这些工业被压制，那么，成千上万的人将不得不迁往别处另谋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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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应当阐述原则，这些原则应当在案件审理中支配所涉论争的是非曲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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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是一起污害案件，本诉讼中的原告将有权获得金钱赔偿，但是，衡平法上的禁止令救济不是当然的。不仅起诉书必须做适当的陈述，而且权利必须明确，损害必须确实。如果对于造成损害的原因存在合理的怀疑，那么，因这种怀疑而产生的益处应归于被告；如果损害能够在诉讼中经由判决而得到充分补偿，则不会使用禁止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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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总前提似乎已为先例所建立：如果诉状和证据足够清楚和肯定地显示发生了损害，应以禁止令实施救济，则不得因被告的经营是合法的或者因被控企业位于适宜和便利的地点而拒绝这种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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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还有另一项原则：获准一项禁止令并非绝对的权利，而是有赖于法院明智的自由裁量权，这种自由裁量权着眼于实现司法的目的，要考虑每一案件的所有特殊情况和各方当事人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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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案而言，损害赔偿是一项绝对的权利，而颁布禁止令则须诉诸自由裁量权。何谓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是以经济赔偿的方式认可原告的指控？还是更进一步，同意他们的请求，铲除两个庞大的矿产企业，捣毁一个县一半的课税价值，并将1万多人逐出家园？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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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总值不足1千美元的几小块土地，而要求我们使用禁止令毁掉一项近200万美元的资产，不仅对企业主，而且对州乃至整个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承认：居住在上述小块土地上的原告的家庭生活，已经不如受到烟害之前那样舒适，并且，我们深刻意识到这一主张的真实性：任何人都不因其有多于他人的财产而享有更多的权利。但是，在权利相互冲突的案件中，任何一方的当事人对权利的享有，都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另一方当事人对财产的使用。法律必须尽可能在争讼的当事人之间做最好的安排，以维持每一方在当时情况下最大限度的自由。我们对本案责无旁贷的结论是：唯一适当的判决是同意原告有关经济赔偿的请求，但禁止令的申请必须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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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运用庞德和加兰特尔的观点评述“达克镇案”，然后对两者进行比较。以加兰特尔的观点看，案件中的哪些方面使得冶炼者处于有利地位？依当代的视角，如何看待长期的生态问题，能否用一纸不利于公司一方的判决将其解决在萌芽状态？“佐治亚州诉田纳西铜业公司案”[2]是州政府为制止污染而提起的一场诉讼，最高法院在该案中作了不利于达克镇硫矿公司的裁决。尽管对佐治亚州土地的损害不似对达克镇紧邻工厂的土地的损害那般重大，霍姆斯大法官仍然作了有利于佐治亚州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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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享有“准国家主权”能力的州针对自己所受的损害而提起的诉讼，这种主权能力使该州对其领域内的土地和空气拥有独立于公民权利并作为公民权利后盾的利益。对于其山岭的树木应否砍伐，对于其居民应否呼吸新鲜空气，该州有最后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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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主权者要求其领土上空不被硫酸烟尘大面积污染，要求其山岭上的林木不被进一步损毁，要求其山丘上的农作物和果树不遭受同样的危险，这样的要求是公平的、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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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予被告一段合理的时间，并且在被告进行了一定的努力之后，为制止烟雾，除了发出禁止令，我们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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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rom Roscoe Pound, Social Control Through Law, pp. 64-65, Yal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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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eorgia v. Tennessee Copper, 206 U. S. 236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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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第五章 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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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权力对于拥有权力的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权力维持着他们的生计。他们要维护权力，不得不同时反对外部的对手和内部的敌人，后者所能做的不外是摆脱那些拥有权力的危险的主子。主子害怕奴隶，这一事实在奴隶心中制造了恐惧，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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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尼·韦奥尔，《压迫与自由》，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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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厉害，就不必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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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纳·李·博西格诺，4岁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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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法律定义为强制命令，一种有充分的国家暴力作为潜在后盾的命令，由此将法律与习惯、伦理和宗教等其他规范区别开来。它们的制裁也有别于法，如冷眼、内疚或者永恒的诅咒。韦伯认为，社会为其成员提供两种基本的奖赏方式：荣誉（身份）和回报（财富和阶级）。当法律和社会奖赏被通盘考虑时，一个困惑的问题就出现了：法律体系是用来使身份、财富和权力的主导分配方式永久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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