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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设身处地想象一下18世纪的状况。听到彼时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贵族对人民施加的暴行，我们一定会痛心疾首，因此也就能够理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出身与贫富，一体服从法律”这句话在农民心中一定有着神奇的力量。直到这一口号提出时止，农民所遭受的虐待比牲畜所遭受的还要残酷，他们从未有过任何权利，从未获得任何司法途径，以对抗贵族令人发指的暴行。农民们看到，自己被这句法律格言所承认，至少理论上承认，他的个人权利与地主老爷的权利相同。不管这个法律会怎样，至少它许诺对地主和农民一视同仁，声称在法官面前富人和穷人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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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许诺是一个谎言，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但在当时，它是一个进步，一种对正义的效忠，正如虚伪是对真实的效忠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当处境危急的中产阶级的救星们宣布“人人尊敬法律”的时候，人民一下子就接受了这一许诺。他们的革命冲动在与地位日渐接近的敌人的斗争中已经消耗殆尽，他们俯首帖耳于法律的诰命，以免自己再遭地主老爷们的专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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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中产阶级不断地充分利用这一格言，它与代议制政府的原则相结合，概括总结了19世纪这个资产阶级时代的全部哲学。中产阶级在校园里灌输这一说教，在著述中宣扬这一原理，在艺术与科学中塑造这一信念。并且，这一切做得如此成功，以至于渴望自由的人们开始尝试通过恳求他们的主人大发慈悲，修改主人自己创制的法律来保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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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时过境迁。任何地方都能发现反抗者，他们不愿再遵守法律，除非他们知道法律从何而来，有何功用，何以有守法的义务以及法律所包含的尊严。我们时代的反抗者正在批判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这块基石一直被奉为神圣，而其中最至关重要的圣物就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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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们分析了法的渊源并进而发现，法或者渊源于上帝——原始人恐惧的产物，愚蠢、可鄙而恶毒，虽然教士们信誓旦旦地宣称它有超自然的起源；或者渊源于杀戮——火与剑的征服。他们研究了法的特征，发现法并非与人类同步地不断成长，而是有着稳固静止的特性，有着一种将理应每日修改和发展的东西定型化的倾向。他们叩问法是如何被维护的，看到的是拜占庭的凶暴、宗教裁判所的残酷、中世纪的严刑、活生生的肉体被行刑者的皮鞭撕裂，看到了锁链、棍棒、斧头、阴森的地牢、痛苦、诅咒和眼泪。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们看到的仍然是与以往如出一辙的绳索、步枪和监狱。一方面，惨遭暴虐的囚犯，因其全部道义存在被贬斥，被迫像笼中困兽一样生活；另一方面，被剥去人类本性中每一份情感的法官们，像一个梦幻者生活在法律虚构的世界里，乐此不疲于监禁与死刑的施用，扬扬自得于冷酷恶毒的疯狂，甚至从未怀疑过，就在他们所鄙夷的那些人面前，他们已经跌人了堕落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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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看到立法者在不知法为何物的情况下所进行的立法竞赛。今天投票通过一部城镇公共卫生法，却对卫生学一无所知；明天制定一系列军事装备规则，却连一支枪都没摸过；制定有关教育的法律，却没有上过讲台，甚至没给过自己的孩子诚实的教育；任意而盲目地四处立法，却念念不忘将刑罚分配给衣衫褴褛的人们。监狱和奴役船成为一些人生活的一部分，而这些人要比立法者道德高尚一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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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们看到狱吏正在丧失所有的人类情感，密探被训练成嗜血的鹰犬，警察蔑视厌恶自己；告密被扭曲为美德，腐败被确立为制度；人类的所有堕落与邪恶都受到支持和培养，只为确保法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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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目睹了这一切，因此不再疯狂地重复那古老的公式：“尊敬法律”。我们要说：“蔑视法律及其全部属性！”不再怯懦地重复“服从法律”，我们要大声疾呼：“反抗一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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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将那些以法的名义实现的恶与法所能产生的善相比较，仔细权衡善恶，你才会知道我们是不是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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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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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法律是现代的产物。人类的生活曾经世世代代没有任何成文法，甚至不曾以符号形式雕刻于圣堂神殿人口的柱石上。那时，人们之间的关系仅由习惯、习性和习俗调整，它们因不断重复而变得神圣，每个人在童年时代就已然习得，正如学习怎样通过狩猎、畜牧或耕种而获取食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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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部落都有自己的方式和习惯，法学家称其为习惯法。它有足够的社会习性来维系村民之间、部落或社会成员之间的诚挚关系。即便在我们这些“文明”国家里，当我们远离城市来到农村时，也会看到那里居民的相互关系仍然由古老的、公认的习惯所调整，而不是依照立法者的成文法。俄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农民，乃至法国和英格兰的大部分，都没有成文法的概念，成文法介入他们的生活仅仅是为了调整他们与国家的关系。至于他们自己的相互关系，尽管有时也很复杂，却依然由古老的习惯来调整。从前，人类的生活状况大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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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原始习俗的分析，可以发现两大显著的占主流地位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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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们不是生活在相互隔离的状态，他们内心自然而然生成了有益于社会维持和种族繁衍的习性和情感。如果没有社会情感和习俗，人类的共同生活是绝对不可能的。不是法设立了它们，而是它们先于所有的法而存在；不是宗教规定了它们，而是它们先于所有的宗教而存在。它们是依照事物的本性自发生长的，就像动物身上被人们称为“本能”的那些习性一样。它们萌生于进化过程中，对于人类为生存而被迫进行的斗争来说，它们是有益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必不可少的。原始人殷勤好客，尊重生命，相互间有义务感，同情弱者，勇敢无畏，乃至为他人牺牲自己——这种牺牲精神首先为了孩子和亲友，嗣后及于同一群落的其他成员——所有这些人类品质的发展都先于一切法，也不依赖于任何的宗教。这些情感与惯例是社会生活无可避免的结果。这些品质并非教士和玄学家们所说的那样是人类固有的，它们是共同生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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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这些习惯相伴生的、对社会生活和种族维系不可或缺的另外一些愿望、激情以及另外一些习性和习惯，也在人的联盟中进化发展着。统治他人的愿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愿望，掠取相邻部落劳动成果的愿望，不劳而获安坐而食的愿望，让奴隶为其主人提供各种享乐——这些自私的、个人的愿望，形成了习性和习惯的另一主流。祭司和武士，这些江湖骗子从人们的迷信中渔利，在让自己摆脱了鬼神恐惧之后，却在其他人中培养这种恐惧。这些歹徒恶霸极力促成对邻人的侵略，以便满载抢掠的赃物、押解着被征服者凯旋而归。这两种人沆瀣一气，成功地将有利于己的习惯强加于原始社会，却又企图永久统治和支配大众。他们从众人的沉迷、恐惧和惰性中获益，并且，这同一些行为的不断重复，使他们恒久地建立了构成其统治的坚实基础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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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生于迷信、沉迷和怯懦的日常风气，一直都是支撑压迫的柱石。在原始人类社会里，求助于祭司和军事首领是聪明的做法。这些人秉持对他们有利的习惯，并成功地将这些习惯强加给整个部落。只要这种保守的风气能够用来确保首领们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只要人们之间的不平等是自然的产物，而且只要这一切并没有因权力和财富的集中而百倍增长，那么，就没有必要创制法律，没有必要设置可怕的法庭，也没有必要加重刑罚以强制执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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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阶级，其中一个阶级寻求建立自己的统治，另一个阶级拼命逃避，斗争由此开始。现在，征服者匆匆忙忙要以恒久的方式保卫其行动果实，他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不择手段地努力将胜利果实置于无可争议的地位，并使之神圣而令人尊敬。法以宗教制裁的面目出现，而武士的棍棒也听候法的差遣。法的功能是将那些有利于一小撮统治者的习惯固定下来。军事权威承担的任务是确保忠诚。法的全新职能对于武士的权力是一种新鲜的保障，武士不再仅仅是掌握残暴力量的人，他已经成了法的保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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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法律提供的只是一堆为统治者服务的规定，那就很难保证它被人接受和服从。当然，立法者在一部法典中混淆了前面提到的两种主流习惯：一是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代表道义和社会团结本性的准则；二是旨在保障客观上存在的不平等。对于社会生存绝对必不可少的这些习惯，在法典中被精妙地与统治阶级强加的习俗相纠结，并且两者都要求公众给予相同的尊敬。法典说“不要杀人”，又匆忙补充说“要向教会交纳什一税。”法典说“不要偷窃”，紧接着又说“拒绝纳税者断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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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法，它已经将其双重特性保持至今。法起源于统治阶级的一种渴望：使那些有利于统治阶级的习惯恒久化。法的特征在于将那些有益于社会的习惯——它们并不需要法来保证其受到尊重——与其他有益于统治者、有害于人民大众的习惯巧妙搀和在一起，并且仅仅依靠人们对惩罚的恐惧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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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像个人资本一样，是欺诈和暴力的产物，在权力的呵护下得以发展，它没有资格承受人们的尊敬。法诞生于暴力和迷信，为了富裕的消费者、教士和有钱的剥削者的利益而确立，当人民打碎枷锁的那一天，必须彻底摧毁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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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所许诺的平等，在那些备受王室和贵族统治煎熬的人们看来，一定具有特殊的魅力。人民是否应当拒斥通过法治来实现更多平等的许诺？伴随着据说是为维持平等所必不可少的制度，另一种暴政悄然渗透进来。没有领导者的社会，或者说，每个人都是没有追随者的领导者，这样的社会是可能的吗？克鲁泡特金虽然对法充满怀疑，却坚信人与人的互助，并且著书立说反对达尔文残酷的物竞天择理论。处在严格的自愿互助境况下的人们，如何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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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泡特金说，一个通过习惯来维持秩序的社会，在遇有纷争的场合，人们会“乐于诉诸第三方来消除分歧”。不过，恰恰是这种诉诸第三方解决争端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法律，而那些为他人解决纷争的集团必然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克鲁泡特金说，那些制定健康法的人对卫生学一窍不通，他是否在鼓吹将这些问题从法律人转给专家？应当由专家来统治非专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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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思考是：如果人们没有法，一样会生活得很好，甚至会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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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方有能力为讨论设定唯一的日程表时，就会有更微妙的权力运用。当权力关系被充分内化后，有权力和无权力相互理解的空间最为狭小，以至于当无权者面对非正义的时候，尚未开始行动就已经退却下来。无权力成为一种生活事实。在“法的门前”这则寓言里，卡夫卡描写了一个乡下人，他把法律必须被不折不扣地遵守这一要求彻底内化了，以至于除了恳求进入法的大门以外，他无法想象还有另外的选择。人们更倾向于痛恨自己，而不是痛恨压迫者。这种愚蠢的心理是如何产生的？可以归咎于先前的调控？还是向不公正的规则投降？或者是先前权力运用的效果？我们每个人都积聚了个人的经验记录，它们使某些行为成为实际的、可想象的，而使另一些行为成为不切实际、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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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种权力关系充分内化为无权者的心理时，有权者的权力便达到了极致。种植园奴隶制提供了有关权力和无权力的鲜明生动的典型。奴隶主依靠他人的劳动而过着优裕的生活，他们毁灭了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在必要的时候使用强力，但他们也试图向奴隶灌输服从的习性，寻求通过惯例的反复适用来控制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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