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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这些习惯相伴生的、对社会生活和种族维系不可或缺的另外一些愿望、激情以及另外一些习性和习惯，也在人的联盟中进化发展着。统治他人的愿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愿望，掠取相邻部落劳动成果的愿望，不劳而获安坐而食的愿望，让奴隶为其主人提供各种享乐——这些自私的、个人的愿望，形成了习性和习惯的另一主流。祭司和武士，这些江湖骗子从人们的迷信中渔利，在让自己摆脱了鬼神恐惧之后，却在其他人中培养这种恐惧。这些歹徒恶霸极力促成对邻人的侵略，以便满载抢掠的赃物、押解着被征服者凯旋而归。这两种人沆瀣一气，成功地将有利于己的习惯强加于原始社会，却又企图永久统治和支配大众。他们从众人的沉迷、恐惧和惰性中获益，并且，这同一些行为的不断重复，使他们恒久地建立了构成其统治的坚实基础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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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生于迷信、沉迷和怯懦的日常风气，一直都是支撑压迫的柱石。在原始人类社会里，求助于祭司和军事首领是聪明的做法。这些人秉持对他们有利的习惯，并成功地将这些习惯强加给整个部落。只要这种保守的风气能够用来确保首领们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只要人们之间的不平等是自然的产物，而且只要这一切并没有因权力和财富的集中而百倍增长，那么，就没有必要创制法律，没有必要设置可怕的法庭，也没有必要加重刑罚以强制执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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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社会越来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阶级，其中一个阶级寻求建立自己的统治，另一个阶级拼命逃避，斗争由此开始。现在，征服者匆匆忙忙要以恒久的方式保卫其行动果实，他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不择手段地努力将胜利果实置于无可争议的地位，并使之神圣而令人尊敬。法以宗教制裁的面目出现，而武士的棍棒也听候法的差遣。法的功能是将那些有利于一小撮统治者的习惯固定下来。军事权威承担的任务是确保忠诚。法的全新职能对于武士的权力是一种新鲜的保障，武士不再仅仅是掌握残暴力量的人，他已经成了法的保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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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法律提供的只是一堆为统治者服务的规定，那就很难保证它被人接受和服从。当然，立法者在一部法典中混淆了前面提到的两种主流习惯：一是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代表道义和社会团结本性的准则；二是旨在保障客观上存在的不平等。对于社会生存绝对必不可少的这些习惯，在法典中被精妙地与统治阶级强加的习俗相纠结，并且两者都要求公众给予相同的尊敬。法典说“不要杀人”，又匆忙补充说“要向教会交纳什一税。”法典说“不要偷窃”，紧接着又说“拒绝纳税者断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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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法，它已经将其双重特性保持至今。法起源于统治阶级的一种渴望：使那些有利于统治阶级的习惯恒久化。法的特征在于将那些有益于社会的习惯——它们并不需要法来保证其受到尊重——与其他有益于统治者、有害于人民大众的习惯巧妙搀和在一起，并且仅仅依靠人们对惩罚的恐惧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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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像个人资本一样，是欺诈和暴力的产物，在权力的呵护下得以发展，它没有资格承受人们的尊敬。法诞生于暴力和迷信，为了富裕的消费者、教士和有钱的剥削者的利益而确立，当人民打碎枷锁的那一天，必须彻底摧毁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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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所许诺的平等，在那些备受王室和贵族统治煎熬的人们看来，一定具有特殊的魅力。人民是否应当拒斥通过法治来实现更多平等的许诺？伴随着据说是为维持平等所必不可少的制度，另一种暴政悄然渗透进来。没有领导者的社会，或者说，每个人都是没有追随者的领导者，这样的社会是可能的吗？克鲁泡特金虽然对法充满怀疑，却坚信人与人的互助，并且著书立说反对达尔文残酷的物竞天择理论。处在严格的自愿互助境况下的人们，如何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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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泡特金说，一个通过习惯来维持秩序的社会，在遇有纷争的场合，人们会“乐于诉诸第三方来消除分歧”。不过，恰恰是这种诉诸第三方解决争端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法律，而那些为他人解决纷争的集团必然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克鲁泡特金说，那些制定健康法的人对卫生学一窍不通，他是否在鼓吹将这些问题从法律人转给专家？应当由专家来统治非专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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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思考是：如果人们没有法，一样会生活得很好，甚至会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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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方有能力为讨论设定唯一的日程表时，就会有更微妙的权力运用。当权力关系被充分内化后，有权力和无权力相互理解的空间最为狭小，以至于当无权者面对非正义的时候，尚未开始行动就已经退却下来。无权力成为一种生活事实。在“法的门前”这则寓言里，卡夫卡描写了一个乡下人，他把法律必须被不折不扣地遵守这一要求彻底内化了，以至于除了恳求进入法的大门以外，他无法想象还有另外的选择。人们更倾向于痛恨自己，而不是痛恨压迫者。这种愚蠢的心理是如何产生的？可以归咎于先前的调控？还是向不公正的规则投降？或者是先前权力运用的效果？我们每个人都积聚了个人的经验记录，它们使某些行为成为实际的、可想象的，而使另一些行为成为不切实际、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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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种权力关系充分内化为无权者的心理时，有权者的权力便达到了极致。种植园奴隶制提供了有关权力和无权力的鲜明生动的典型。奴隶主依靠他人的劳动而过着优裕的生活，他们毁灭了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在必要的时候使用强力，但他们也试图向奴隶灌输服从的习性，寻求通过惯例的反复适用来控制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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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思·斯坦普（Kenneth Stampp）有关奴隶制的历史记述勾勒出控制奴隶的几个步骤：确立并维持严格的纪律；在奴隶心中植入一种卑贱意识；用主人的巨大权威令奴隶望而生畏；劝诱奴隶热衷于主人的事业；制造一种完全依赖的习性（没有主人就无望无助）。国家的全部强制力和法律制度都支持奴隶主，但制度总不会完全成功，因为这里充满了限制、反力和抵触。无论如何，令我们深受教益的是，在持续了几个世纪恶魔般的制度中，我们看到了权力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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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加文塔（John Gaventa）提供了一个来自现代工业发展的实例。加文塔来到阿巴拉契亚一个煤矿区，在那里发现了惊人的不公正。人们的生活是如此悲惨，以至于任何满足现状的想法对他来说都是荒谬的。然而，他既没有发现政治上的行动主义——政治家预言的、当民主社会出现冤情时所发生的，也没有发现阶级斗争或者革命——像马克思主义者预期的那样。加文塔发现了政治行动和反抗的众多理由，但是，没有政治行动，也没有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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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找出谜底，他研究了历史上的和当代的权力运用，记录了巩固权力的三个阶段。首先，地主控制物质资源，在最初阶段，对那些在土地交易中失去一切的人而言，剥夺是明显的、可见的，他们此时会强烈反对。在权力得到巩固之后，第二种制度屏障被建立起来，以阻止那些目睹自己生活正在恶化的人所进行的反抗。与此同时，律师、商人和“市民领袖”看到自身的物质前程已经紧密地与那些控制煤矿的人联结在一起。这些小一些的人物围绕更有权势的人形成一道环形防线，他们的存在使有权势的人不必使用野蛮的暴力也能维护其地位。最终，不仅经济和法律关系被置于有权者的控制之下，而且教堂、学校和其他潜在对立的组织资源都被彻底殖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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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文塔得出结论：政治上的投降、冷漠、沉默，乃至于采取有悖自己最大利益的立场，这一切都是权力引起的。长期的无权力体验培植了一种恒久的无权力期待，它又反过来受到煤矿历史上权力运用的影响。使加文塔更震惊的是，权力关系一旦得到巩固，便在他所研究的一百年间基本保持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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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权力可以分阶段巩固，那么，对权力关系的反抗也可以分阶段进行。并非偶然的是，任何社会运动的第一步都是重构权力关系的形象。如果想要发现无权者的真实情感，就必须到他们觉得能够自由表达心声的地方，到奴隶的住处，到阿巴拉契亚人家中，去发现他们在想什么。要真实地了解学生们的看法，就必须深入到学生宿舍、快餐店，在面对教师或行政管理权威时所做的评论，其可靠性是令人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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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人与法律体系的当代关系？流行语“钱能说话”至少捕捉了四种情感：金钱产生结果，合法的或非法的；金钱所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那些没有钱的多数人所希望的；没有钱的人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发言权是有害无益的。第五种情感可能是：没有钱的人无足轻重，没有金钱支撑的行动主义将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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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金钱是如何转化为具体结果的，因为金钱进入法律—政府体系的路径是微妙、隐蔽而迂回的。但是，正如明目张胆的贿赂仅仅是“钱能说话”的方式之一，赤裸裸的暴力胁迫也仅仅是有权者对无权者说话的方式之一。下面案例介绍的主题是金钱对立法的影响。马萨诸塞州努力限制法人向有关组织的捐助。如果钱能说话，它也有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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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第二节 钱能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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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第一国家银行诉贝洛蒂案[First National Bank of Boston v. Bellotti, 435 U. S. 765 (1978)]，大法官鲍威尔陈述最高法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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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确认、支持该州一项法律，该法律禁止银行和企业法人以影响投票为目的的费用支出。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主张，法人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诸项权利，仅限于那些实质性地影响其经营、财产或者资产的事项。我们现在撤销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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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州制定的这项法律，禁止作为上诉人的两家州立银行和三个企业法人，“以影响投票表决为目的的捐助和支出，除非这些问题实质性地影响了法人的财产、经营或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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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争辩说，该法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法律的正当程序和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以及马萨诸塞州宪法中的相似条款。如果言论者不是法人，就不会有人认为该州可以禁止此项言论。在民主社会里，言论对于决策是不可缺少的，即使言论来自法人而非自然人，也同样是如此。宪法第一修正案所包含的言论自由和其他自由权利，一向被视为自由的基本要素，而这种自由是以正当程序条款为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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