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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一些人第一次进到这里，如果打开狱门让你们出去，而又让法律保持今天这副样子，那么你们一些人明天还会回来。这里和你们所能去的任何地方都没什么不同，有许多人习惯了这里，以至于不晓得还有别的地方可去，一有机会就入狱为囚，无法自拔。你们无法参透自己的生活，其实这里是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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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冬季与夏季相比会有更多的人人狱。为什么？是因为人们在冬天更邪恶吗？不。是因为煤矿公司冬天开始掌控我们的命运。一小撮绅士们占有了煤，除非人们为每吨价值3美元的东西支付7或8美元，就不得不忍寒受冻，除了入狱别无选择。冬天要消耗更多的煤气，因为冬夜转长，所以人们入狱以节省煤气费。经济规律一直在起作用，无论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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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难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人人狱，而富足的时期入狱者相对较少。他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但这是真实的。在世道艰难的时候，人们并不更加邪恶。入狱的人，冬天比夏天多，苦日子比好日子多，全世界莫不如此。当然，随时都会入狱的人总是饥寒交迫。入狱的人几乎总是穷人——那些没其他地方可以生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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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就有人指出，被捕人数的增加与食品价格的上涨是同步的。当煤气价格上涨1%时，我不知道谁会入狱，但我知道一定有人会入狱。当肉类联合企业提高牛肉价格时，我不知道谁会入狱，但我知道一大批人注定要入狱。无论何时，一旦原油公司调高油价，就会有一定数量的身为缝纫工日夜为人作嫁的女孩子被迫上街从事另一种营生。我知道，应对此负责的是洛克菲勒先生及其同僚，而不是锒铛入狱的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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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特定时期可能不需要钱，但你们希望未雨绸缪，不会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才动手。你们一些人也许会撬门轧锁，专业术语叫“夜盗”。但是，如果家里丰衣足食，任何神经正常的人都不会深夜潜入一幢陌生的房子，借助昏暗的灯光在不熟悉的房间里摸来摸去，拿自己的生命碰运气。你们不会冒这种险。如果一个人的壁柜里有衣服，橱柜里有牛排，银行里有存款，他不会深夜在不知是谁的房子里游弋。从事这一职业总是需要经验和教育的，而精于此道的人并不比身为律师的我更应受到谴责。一个人如果口袋里有的是钱，他就不会到街上去抢劫另一个人。如果他有一两美元，他可能会去抢劫，但如果像洛克菲勒先生那么有钱，他就不会那样做了。洛克菲勒先生有许多比抢劫更有趣的游戏要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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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从穷人身上索取的越多，不得不靠抢劫为生的穷人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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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项法案提交到本州立法机关面前，对绑架儿童者处以死刑。好像制定这么一条法律，就能阻止绑架儿童的行为。我不相信所谓绑架儿童，这全都是立法机关的错误。绑架儿童不是一种犯罪，而是一种职业，它是随着时代发展起来的，并随着现代工业条件而不断进步。有许多挣钱的手法，我们的祖先所不知道的新手法，我们的祖先可没听说过拥资十亿的托拉斯。现在，来了一个穷小子，他没有其他的营生，却发现了绑架儿童这个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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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犯罪的诞生，不是由于人是坏的，一些人绑架别人的孩子，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要孩子或者他们是邪恶的，而是因为他们看到有从中海捞一笔的机会。你无法通过处死绑架儿童者而矫治这种犯罪。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给人们生存的机会。没有别的办法，从世界开始的那天起，就从未有过其他任何办法，而这个世界如此盲目和愚蠢，没有认识到这一切。如果世界上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有机会过上体面、公平而诚实的生活，就不会有监狱、律师和法庭。偶或有些像洛克菲勒一样大脑构造特殊的人会犯某些罪，但他们为数很少，应送人医院治疗，而不是投入监狱，这样的人会在第二代或者至多第三代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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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在空谈纯粹的理论，我给你们举出两三个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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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人曾经将罪犯放逐，装到船上运往澳大利亚。英格兰的主人是爵士、贵族和富人，他拥有那里所有的土地，其他人只好待在街上，无法得到体面的生活。英格兰那些被抓的罪犯来到澳大利亚，立刻拥有了整个大陆，成了这里的主人。于是，他们牧羊取肉，这比偷盗来得容易。这些罪犯因而成为体面的、令人尊敬的人，因为他们有机会生存了。他们不再实施任何犯罪，与放逐他们的英格兰人别无二致，只是变得更好了。那些罪犯的第二代，像地球上任何人一样，是善良和令人尊敬的一群人，并且，他们开始建立自己的教堂和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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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国家也曾采用同一办法处置罪犯，也就是将他们放在南部海岸。一旦他们到达那里，拥有那里的土地和无数的谋生机会，他们就变成令人尊敬的公民。但是最终，那些放逐人们到澳洲的英格兰贵族的后代们，发现自己正在富裕起来，于是来到澳洲占有土地，组建土地辛迪加，控制土地和矿藏。这样，他们在澳大利亚也有了像英格兰一样多的罪犯。这不是因为世界滋长着罪恶，而是因为人民被剥夺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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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一些人曾在乡村生活，那里的生活比这里好多了。如果你曾在农场生活，你就会理解：如果你将一大群牛放到一块地里，当牧草短缺时，它们就会跳出围栏；把它们放在牧草丰美的土地上，它们至死都是守法的牛群。人这种动物和其他动物是一样的，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支配着一种动物的东西，也支配着另一种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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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会以最省力的方式谋生。早期来到某个国家的聪明人见到大片未开垦的土地，立刻认识到，如果他占有周围所有的土地，那将值一大笔钱。因此，他们拼命攫取土地。你们不可能成为地主了，因为已经有人取得了全部土地。你们必须另谋生路。在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不到5%的人拥有那里全部的土地，而不得不待在那里的人却不得不靠租种地主的土地过活。他们必须尽量过最好的生活，于是，他们发展了不同的职业——夜盗、扒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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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又一次发现了所有的致富方式，其实都是各种疾病。有人染上这种病，就如同染上腮腺炎和麻疹，他不该为此受到谴责，因为疾病就在空气中。你们会发现，人们过高估计了自己致富的手段，因为赚钱的痴迷占据了他们的心灵。这仅仅是一种疾病，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你无可避免地要染上它。不过，那些控制了土地的家伙比你有优势。看看法庭是什么样子吧：法庭不是一个正义的机构。当你们的案子进入法庭时，你们有罪或无辜都没什么区别，如果你们有一个精明的律师，一切就好多了。但你们不可能有个精明的律师，除非你们有钱。总之是钱的问题。那些拥有土地的人，制定法律保护他们的所有物。他们在其所有物周围设置围栏，并且用法律阻止外面的人进入围栏。各种法律实际上都是为保护那些统治世界的人制定的，它们的制定和实施从来都不是为了实现正义。我们没有实现正义的制度，世界上根本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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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外面的人，那些开办银行、建立教堂、设置监狱的人，无暇核查每年六七百名囚犯有罪还是无辜。如果法庭的组建是为了促进正义，他们就应选出某个人为这些罪犯辩护，这个人应该像检察官一样精明，并且给他配备一样多的侦探、助手，为你们辩护所花的费用，应当与起诉你们的费用一样多。我们有能干的检察官，他有不计其数的助手、侦探和警察，还有听审的法官——一切就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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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刑法典的绝大部分都是关于财产犯罪的，人们因财产犯罪而被投入监狱。是否会有上百人被投入他们本不该进的监狱，这一点无关紧要，关键是保护财产，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财产比任何其他东西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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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犯了一项罪行，并不当然意味着道德上做错什么事，而外面不犯罪的人却可能干了不道德的事。比如，垄断美国的煤，在没有必要涨价时涨他两三美元，因而杀死几千个婴儿，又将几千人送到贫民窟，将几千人送人监狱，就如同每年都在美国发生的那样——这是比我们狱中所有人的犯罪总和还要重大的犯罪，但法律不惩罚这一犯罪。为什么？因为控制土地的家伙们制定了法律。如果是你我来制定法律，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惩罚控制土地的家伙。大自然将煤埋在地下，既是给他们的，也是给我们的；大自然造出草原，生长小麦，既是为他们，也是为我们。而庞大的铁路公司来了，将草原圈为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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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惩罚的绝大部分是财产犯罪，也有一些人身犯罪，像谋杀，不过，它们为数很少，实际也多是冲着财产来的。如果这一惩罚是正确的，那么罪犯们一定有许多财产。这一群人中有多少钱？可你们却几乎全都因侵犯财产而锒铛入狱。大湖上下的富人们没有犯罪，但他们仍然有如此之多的财产不知如何处置。他们不犯财产罪的原因显而易见：他们制定了法律，因此没有必要违反它们；而你们为了取得一些财产，就不得不破坏游戏规则。我不晓得你们靠每天12小时搬运灰泥砖瓦挣得1美金何以致富。不再从事这种高尚轻易的职业了，你做了一名夜盗。如果你有机会成为一名银行家，你一定宁愿做下去。你们一些人可能有机会成为一名铁路扳道工，根据统计，这一工作无法保证7年以后还活着并且肢体完整。一个月得到50到75美元却要冒生命的危险，而你不愿从事这个待遇优厚的职业，转而选择做小偷什么的。我不知道自己如果身处其境会做何选择，因为我有更容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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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敢保证，从这个监狱找出500名最坏的罪犯，从我们最低等的街区找出500名最遭唾弃的妓女，将他们带到某个土地丰足的地方，给他们谋生的机会，他们一定会像社会上的普通人一样良好。这是对我们现实状况的一种补救。世人从未发现这种补救，或者发现了却不加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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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世界的历史：容易看出如何铲除犯罪，却不易落实到行动上。我愿意告诉大家如何去做：只要给人们以生活的机会——通过消灭特权。只要大的罪犯们能够取得煤矿，只要他们控制着议会，控制着街道上的有轨电车和煤气的所有权，就注定会有几千穷人入狱。只要允许有人垄断全部土地，迫使其他人靠他们的施舍过活，你们就注定要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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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消灭犯罪和罪犯的唯一途径是一并废除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区别，使生活条件公平合理，给人们以生活的机会。废除土地私有制，废除垄断，使世人成为共同生产与和谐生活的伙伴。如果可以用更容易的方法获得属于自己的东西，没有人愿意偷盗。如果家居富足，没有人会犯夜盗罪。如果有一个舒适温馨的家庭，没有哪个姑娘会出卖身体。拥有一家血汗工厂或一家商店的人，不会为自己女儿们的境况担忧，但是，当他每周只给她们5美元、3美元或2美元时，我不知道他认为女儿们会从哪里搞到维持生活的其余的钱。矫正这种情况的唯一办法是实现平等。不应该有监狱，监狱没能实现它们宣称的目标。如果消灭监狱，罪犯也不会比现在多。监狱无法恫吓任何人，它们是文明的污点。一座监狱是它外面的人缺乏慈悲的证据，这些人设置了监狱，又用他们的贪婪所造成的受害者填满这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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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是美国著名律师克拉伦斯·达罗[5]对监狱囚犯的演讲。思考达罗对法律的批判，考虑对19世纪末警察的描述：警察为上等人和阔人的利益而对“危险的阶级”进行控制，甚至包括只具有象征性危险的人。警察对妓女、流浪汉特别严厉。在发生工人运动的时期，在许多城市里，警察都热忱地捍卫着雇主阶层的利益——保护“工贼”，分裂工人纠察队，干涉工会行动。达罗认为监狱是统治阶级的发明，但他同时又说某些人“生来就有进监狱的倾向”。达罗假定所有人的基本动机都是致富，法律就是保护甚至鼓励财富积累的。注意下面分析的美国宪法中法律与财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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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绝大多数政治思想家一样，国父们敏锐意识到政府的民主形式中潜藏的矛盾。他们认识到：没有财产的多数人一旦进行投票选举，会试图将自己的选举权转化为真正的权力，进而危害财产安全，而他们视财产安全为文明社会的基础。因此，他们设计了著名的司法审查与制衡机制，目的就是使颠覆现存财产制度变得尽可能困难重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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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生于1869年，卒于1940年，在美国家喻户晓，被称为“红色爱玛”。她是言论自由、妇女平等和工会组织的一位早期提倡者，曾因下述罪名被多次监禁：煽动暴乱、鼓吹生育控制和妨害征兵。考虑她有关法律、秩序和犯罪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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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驯服而获得并通过恐吓来维持的秩序，并不是什么安全的保障，不过，它是政府所能维持的唯一“秩序”。真正的社会和谐生长于利益一致之中。在一个社会中，一直在工作的人一无所有，而从不工作的人却享有一切，利益一致是不存在的。因此，社会和谐不过是一个神话。有组织的权威对付这一悲观境况的唯一办法，是继续扩大垄断者已经非常优越的特权，继续加深奴役被剥夺的大众。为此，政府的整个武库——法律、警察、士兵、法庭、议会和监狱——全力投入到对社会上最不安分者的驯服之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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