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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恐怖袭击”后第45天，在没有实际辩论的情况下，国会通过了《爱国者法》，扩大了法律实施中监视的范围，限制甚或去除了一些传统的宪法权利。比如，在没有令状且没有相当理由的情况下，联邦调查局有权秘密接触私人医疗记录、图书查阅记录和学习研究记录。2004年4月，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一个匿名的网络服务商联手起诉联邦调查局，质疑它的这项权力。2004年9月联邦法官维克托·马莱洛裁决这个限制言论自由的条款违宪。马莱洛写道：“民主痛恨不正当的秘密。一种不受限制的、授权隐瞒的政府令状，本质上是一种秘密，在我们这个开放的社会中，没有它的立足之地。”下面是裁决发布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新闻稿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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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句“民主痛恨不正当的秘密”，一位联邦法官今天击毙了《爱国者法》中一个限制言论自由的条款。该条款授予政府不受制约的权威，可以通过发出“国家安全信件”，从网络服务商那里获取敏感信息记录，而又不受司法监督。法官还裁决该法中一个限制言论自由的条款是违宪的，是对自由言论的“事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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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阿什克罗夫特司法部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这个司法部企图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侵入无辜美国人的生活。即使是现在，国会里的一些人还在试图让其他侵犯性的法律实施权力蒙混过关。这个裁决是对《爱国者法》最新授予的任何巨大的监视权的第一次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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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之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那个限制言论自由的命令下可谓步履维艰。政府方面利用这个条款，不失时机地审查本案的一切信息，即使是最无伤大雅、最无敏感性的信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最初是秘密起诉的，以避免因违反限制条款而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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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那个限制言论自由的条款折磨了几个月后，一个巨大的欣慰是，我们终于能够告诉世人，《爱国者法》的权力是多么危险而极端。正如法官所认识到的，《爱国者法》给每个收到“国家安全信件”的人及其律师强加了一种无条件的、永久的和自动的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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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明确否定了政府在后“9.11”环境中不断增加的秘密和胁迫调查的战略。法院在解释为什么要摧毁限制言论自由的条款时说：“在秘密的帷幕遮蔽下，通常迫使政府为自存而诉诸的审查和秘密，可能潜在地成为我们的自杀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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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支持和反对警察秘密监视的论点时，思考下面对基于法院命令的监视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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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利器当中，监视是监禁之外最常见的选择，其中，电子监控具有最明显的侵犯性。监视，尤其是用于治疗精神病患者时，其功能只是为了服务于一种人道的冲动，就像监狱和精神病院最初做的那样，驾驭这种冲动是适当的举动。但是，当我们这样举动时，一定要睁大眼睛，认识到我们正在制造制度性的下层阶级，并进一步模糊了隐私的界限。这种界限，只有对那些虽无不当行为却被判有罪的人，才残缺不全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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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院命令而被监视的人，是些违法者——他们的家、收支状况、性习惯和体液，都受到政府的检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百分比令人震惊的一群人归入了违法者，比如，在加利福尼亚州，就有33. 2%的黑人男性被这样归入违法者。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因不当行为而被置于更严密的监视之下，对其他无辜者的附带监视也就不可避免。运用这些数据结论的技术工具已然存在，但防止针对无辜者的数据搜集的法律工具却不存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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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实施永远关乎这样一些问题：这个人违法了吗？如果违法了，该如何处置？这是附随于任何案件的普通问题，但它们又是特别提交给警察、检察官、法官和陪审团的。每一次侦查、逮捕，更不要说每一次定罪和惩罚，都是官方强制对个人生活的剧烈介入。法的实施的个案的不断积累，不仅影响着公众，而且构成了社会上的总体法律结构。无论如何，民主社会的力量是由我们处置大的执法问题的能力来衡量的。在法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官员应当与普通公民一样受制于规则。这种政治哲学早在1928年就由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迪斯阐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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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安全和自由，一并要求政府官员应当受制于公民们也须遵守的同一套行为规则。一个归属法律的政府，倘若不能谨慎遵循法律，其生存必将危如累卵。政府是能力超拔、无所不在的师范，全体人民以它为好的榜样或者坏的参酌。政府犯罪具有毒化风气的作用，一旦政府成为违法者，就会滋生对法律的蔑视，诱使个人只奉自己为法律，导致无政府的动荡与混乱。宣称适用刑法时“目的可以使手段正当化”，宣称政府为了确保给人定罪就可以违法，这样的宣称必将招致可怕的报应。最高法院对这一贻害深远的信条表示强烈的反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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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警察可能只是为了帮助喝醉的人找到回家的路，根本没有逮捕他的意图，除非他顽固对抗并难以驾驭；或者，他们可能寻求调解家庭争吵以免演化为暴力。警察也可能在红灯区走向一个女人，意在驱赶妓女，以免起诉她们的巨大麻烦；或者可能在特定区域大举搜查少年人的武器，因为警方风闻这里即将发生一场帮派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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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法典规定了“未能说明身份罪”，拒绝向进行合法拦截并提问的警官报告，或者虚假报告其姓名和住址者，构成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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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teve Russell, “The New Outlawry and Foucault’s Panoptic Nightmare,”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Vol. XVII, No. 1,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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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ustice Louis D. Brandeis, Olmstead v. United States, 277 U. S. 438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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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第十一章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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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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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路加福音》第11章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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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最清白无瑕的生活，也无法保证律师不受其他公民的仇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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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昆西·亚当斯：《文集》（Writings），17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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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能够比其他职业、行业或身份更直接、更显著地为我们共同的、亲爱的祖国恪尽伟大、艰巨而责无旁贷的爱国主义义务。为国家服务，使律师职业不再仅仅是为了面包、名誉和地位，而是具有了为共和奉献的崇高职责；不再是机敏的工巧、细致灵活的科学，不再是狡猾的逻辑、堂皇的雄辩和野心勃勃的学识，不再是身披紫袍、待价而沽的诡辩家，而是拥有了几乎是政府部门的尊严，成为维护国家繁荣稳定、长治久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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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弗斯·乔特：在哈佛法学院的讲话，18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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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没有任何合法的职业像律师一样毁誉参半，被奉为英雄，也被贬为无赖。过去30年里，法律职业在大学生中空前流行起来。很多人正在认真考虑要成为律师，或者已经在这条路上迈进，有必要了解律师在社会和法律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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