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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建议，”L说，“听起来像是学术自由的对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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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我的学生和朋友们都为我提供了许多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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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税法考试让学生们计算一个砍掉奴隶双脚的奴隶主的税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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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证券法考试的问题是白领被告是否应当进监狱，因为他们“不像黑人贫民窟的孩子那样”被培养得适合那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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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宪法考试给学生们很长的一篇充满仇恨的论文，题为《如何做一个下流黑鬼》，然后让学生们用第一修正案来为它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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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考试对“典型犯罪人”的描述是：“一个年轻的黑人男性，智商87，他是家中8个孩子之一，一直靠福利救济生活，整天和他的密友泡在台球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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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刑法考试的题目中罪犯统统是黑人、西班牙裔或者亚洲人，被害人都是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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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考题将男同性恋者描写成艾滋病传播者，要求学生们找出传播艾滋病作为谋杀罪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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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题目中妇女被殴打、强奸、杀害，其细节描写就像色情文艺，而提出的问题都很简单，并且不涉及女性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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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次检看了这些考题，思考着如何用一种最中听的方式提出我的要点，并且不被认为是在进行“审查”。最后，我决定给教职员工们写一份备忘录，泛指人和事，不指明教授或学院的名字，但使用真实的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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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考题以我认为非常不当的方式来利用种族、性别和暴力。我所说的“不当”，是指它们的使用方式，不是出于教育的目的，而是不必要的和带有窥淫癖的，同时，它们将不准确的有害成见作为“真相”，并且将其永久化。这是通过一套设置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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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通常情况是，教授们利用不相关的事实来分散学生的注意力，但要求他们明确找出法律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核心事实。可是，在我所关心的这些考试中，种族、阶级和性别是无关的、不重要的，它们的功能只是纯粹的赏钱和小费。提及它们，与解决已建构的事实问题所必须运用的规则，绝对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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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这些考题绝大部分都要求黑人、被强奸的妇女、男女同性恋者不仅重新体验被压迫，而且把这种压迫写出来。以一个考题为例，一个白人妇女有预谋地引诱一个想偷东西的13岁的黑人到她的凉台上来，然后杀死他，她的行为动机是种族仇恨。在提问中，要求学生们“尽最大努力论证这个白人妇女应予彻底赦免”。学生们要么沉湎于种族仇恨合理化的奇思怪想，要么压制自己的社会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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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总是得到这样的解释：“有色人种、妇女和同性恋确实在犯罪。假称真实世界中没有发生这些犯罪，那太天真了。”然而，这种推理的问题在于，天下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所发生的”这几个字合理化，而无论事情本身多么堕落、孤立或者卑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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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律教师，我们创造了现实的袖珍世界，相信学生们把现实的规则托付给我们保管。因此，一次考试的三个问题中有两个涉及黑人犯罪，一个涉及男同性恋犯罪，这就构成一个袖珍世界，强化了已有的、广泛的误解：黑人犯了绝大部分的罪，只有男同性恋才携带艾滋病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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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备忘录引起的反响并不好。人们告诉我，我已经让一些教授难堪了，尽管没有提到名字，但他们的身份是很容易辨认的。我还被告知，我的对话“简直变成了一种人身攻击和疯狂扫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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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指责让我害怕，我害怕被人称为说教、俯就、装腔作势，就像K害怕被称为激进主义者一样。此后很多天，我一见到K在大楼里，就赶快避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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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的考试号称是关于真实世界的。鉴于测试是产生压力的，一些教授可能考虑使用一些可笑的人物，给考题引入一些乐趣——与种族或性别有关的，它们暗示了构思这些奇想的教师的某些方面，学生们也能心领神会。威廉斯教授因为替学生说话而遭到与学生同样的命运——放逐并受谴责。这对法学院文化、教育学和等级制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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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萨诸塞州东北部城市萨勒姆（Salem），建立于1626年，因1692年的巫师审判和纳森尼尔·霍桑的《七墙之房》（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而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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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aw as a Hard Science” by John Bonsignore, ALSA Forum (December, 1977), Vol. 2, No. 3, published by the American Legal Studie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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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Victoria Steinberg,“Why I Quit Law School,” College Digest (Spring 1982): 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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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aul Savoy,“Toward a New Politics of Legal Education,”Yale Law Journal, Vol.79,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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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obert F. Nagel, “Invisible Teachers，” 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 Vol. 32,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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