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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第四节 与正义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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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厄德曼（Martin Erdmann）认为自己可能是反社会的。6岁时，他喜欢偷偷溜过家里铺着红地毯、有旋转楼梯的门厅，向摆在那儿的棕榈花瓶里吐上一口。长大后，他没有很多朋友，说不需要。他57岁，是个未婚的拥资百万的律师。他曾为之辩护的罪犯，数量堪称世界第一，因为他是纽约前5位的最好的律师，他使那些罪犯比他们有权希望的要早几个月或几年回到大街上。他的委托人不是黑老大、银行贪污犯或者枪杀老婆的行政官员，而是杀人犯、夜盗犯、强奸犯和抢劫犯——人们街谈巷议的罪犯就是指的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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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间，厄德曼已经为超过10万的罪犯辩护，让他们在监狱少待了成千上万年，而在这些年中，他们实施的抢劫、强奸、夜盗和谋杀又数以万计。想到自己曾“插手”这些坏人的恶行，他深感无聊与无关。“我与正义无关，”他说，“如果你说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道德反应，那你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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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才是对的，就像我们的对抗式的司法制度、陪审团审判、无罪推定和第五修正案一样是对的。如果热衷于为被告人解脱有什么不对的话，那不是厄德曼的错，而是制度的错。刑法对于辩护律师而言，不意味着衡平、公正或者适当的刑罚或报复，它意味着为他的委托人争得一切可以争得的东西。也许在98%的案件里，委托人都是有罪的。正义是检察官的奢华享受，只有他们才誓言“实现正义”。辩护律师并没有沐浴在这高尚誓言的堂皇里，他们发现自己绝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为有罪者工作，为一种司法制度工作。这一制度的基础是一项有效而又矛盾的原则：为了保护无辜者，必须放掉有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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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德曼确实是在尽可能多地解脱有罪的人。他为“法律援助社”工作，这是一个私人组织，它与纽约市签有合同，代表每年涌人该市多家法庭的17万9千名贫困的被告人。他主持该社最高法院分社的工作，领导55名律师，每年挣23 500美元。头枕着老爹留给他的几百万美金，钱对他来说没什么意义。25年前，如果不是会计告诉他工资单搞混了，他所有的工资存折还会一直塞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如果从事私人执业，他可以有6位数的收入，也许还有更大的声誉。他厌恶别人说他奉献。“那简直是胡扯，唯一不能用来形容我的字眼儿就是‘奉献’。我把它留给做了某种牺牲的人。我没有牺牲任何东西，我还人缘不坏的唯一原因是我喜欢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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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德曼不像一个应该争胜的人，他瘦小，没有威严，每周一的上班路上，都要把他本就不多的头发理得很短。西装松松垮垮，略微曲背前倾的走路姿势。他的脸很瘦削，薄薄的嘴唇，突出的眼睛。他住的陋屋只有一间卧室，位于曼哈顿东区，没有电视，很少接电话。“我从父亲那儿学来这一招——几小时坐在屋中，任凭电话一直响着”。他通过明信片与人对弈，从商品目录上买圣诞礼物，除了工作和吃饭，很少外出。被告人向他借钱，总能如愿。他资助黑人学生奖学金，被“纽约城市中心”列为赞助人。他唯一的自我放纵是去康涅狄格州75英亩的周末度假营地，还有每年一个月的单人垂钓之旅。他说：“我早就发现自己是个独立自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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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德曼早上4点45分起床，读书到6点30分，然后乘3英里的地铁到城里的刑事法院大楼。他摸黑儿走过空荡的走廊，到自己的办公室。7点30分，离开庭尚有两个半小时，就他一个人。再过10到15分钟，他的老板、刑事部主任律师米尔顿·阿德勒会来。然后陆续来到的有电话接线员、职员、其他律师、保释的被告、儿子在狱中的母亲、满身呕吐物的可恶吸毒者、静坐在墙边木椅上的受惊吓的人、口中骂骂咧咧的愤怒的人和头插羽毛奇装异服的精神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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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潮开始汹涌之前，厄德曼坐在办公桌旁翻阅当天的案卷。霍华德，21岁的黑人青年，被控使用棍棒和刀具抢劫一个男人的钱夹。霍华德的母亲去探监，带去干净衣服，带回要换洗的衣服。她不知道对儿子最大的危险不是抢劫的指控，而是在8×6英尺的牢房里睡在他上面的男人，罗伯特·菲利普斯。这个人7年前从州精神病院逃走，重又抓获，释放，然后因谋杀一位22岁的姑娘和一个孤儿而被捕。在精神病院又待了3年之后，他被宣布在法律上是精神正常的人，现正等待对他谋杀行为的审判。厄德曼翻阅着案卷，说：“精神病院的囚禁者告诉我，他们会一直关在那里，直到承认对他们的指控，然后贴上精神正常的标签，送到这里来认罪。”他打算把霍华德的案子交给艾丽斯·施莱辛格，一位仍然能够相信她的委托人是无辜者的年轻律师。她擅长厄德曼所说的“扎实办案”，给被告及家属的时间比案件的实际需要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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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勒走进来，说了些昨天他参加的一次会议的事情，会上他与检察官、法官讨论了如何让更多的人假释出狱。厄德曼听着，没说什么。他的理想主义只剩下残骸，为了应付日常大事小情的压力，他老是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气。他微笑，他大笑，他刺破从其他律师那里飘浮来的天真幼稚的小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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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丽斯出现在门口，一位30岁左右的小个子年轻妇女，有一头黑色长发。她想知道如何向检察官施加压力，让他开启对一位保释被告人的审判，这个被告人被控抢劫罪。“我们就不能给他们点儿压力？我的委托人非常紧张和沮丧，他希望赶紧熬过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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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德曼说：“当然，你随时可以提出不予受理的动议，因为缺少控方。就说你的委托人正在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因为有这样可怕而不公的指控悬在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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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这样笑，”她说，“这回他可是清白的。”厄德曼收起笑容，说：“好吧，也许检察官正不知到哪儿去找被害人，不管怎么说，你的被告已经取保，为什么要催着他们找他的麻烦？如果他们发现了被害人，开始庭审，再假设由于某种极端偶然的原因，你的委托人被定罪，又被送人监狱，那可比现在要糟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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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太情愿地表示同意，走开了。厄德曼静静坐在办公桌旁，眼望着一大堆纸张，缓缓说道：“她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她会学到的。会伴着许多眼泪，但她会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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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德曼带好要用的卷宗，乘电梯到13层的一个法庭。他在陪审团席一把软椅上坐下，又开始看当天的30个案卷：伪造、抢劫（多半是行凶）、夜盗、贩毒、持枪袭击、放火、鸡奸、未遂谋杀。他将这些案卷排列在陪审团席前面的架子上，然后坐回去，等待检察官和法官。法庭里只有他一人，一个昏暗而肃穆的地方——为了显得威严，其实只是让人觉得压抑。棕色的墙壁，棕色的桌子，棕色的与教堂一样的靠背长凳，这一切吸收了头上低瓦数的灯泡所发出的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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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检察官走了进来，厄德曼向他问起即将开审的一起绑架案的情况。“负责该案的检察官正忙着另一个案件，至少一个月也搞不完。”厄德曼笑道：“太好了，我希望他能等到被害人30岁时再受审，那也不赖。女孩儿8岁被绑架，现在11岁了。”检察官摇摇头，走开了。又有两位检察官来了，厄德曼同他们打趣说笑，以确定自己的存在：他比他们年长一倍，更有经验，更有知识，也更狡猾。“我的声望极高，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说，“这是精心造就的，神话在这一行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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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进来了，他叫米歇尔·施威特泽尔，高而瘦，灰白头发，当了26年法官，其中16年与厄德曼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他扫视屋内，向私人律师们、厄德曼和几位检察官们打招呼。书记员叫了一个名子：“约瑟·圣地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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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德曼摸索着卷宗，从中抽出一份，说道：“我的案子。”一位检察官也从自己桌上拣出一份，他们缓步走向法官席。厄德曼拿出了起诉书副本和另一位法律援助律师早些时候会见被告的笔录，检察官有一份大陪审团听证摘要和被告供述记录的副本。凭这些材料，在下面的三四分钟里，法官、检察官和厄德曼将决定定罪的可能和刑期的长短，与此同时，被告本人就坐在被告席上，并没意识到庭上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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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已经过时了。在纽约市，几千名被捕者中才有一名以庭审告终。政府已经没有时间和金钱来负担冠冕堂皇的无罪推定，也负担不起只有陪审团审判才能定罪的信念。今天，政府实际上对每个被告人说：“如果你愿意放弃没有证据支持的无罪声明，我们将用一个轻刑补偿你。”被告人问：“有多轻？”然后是检察官、律师和法官凑在法官席上讨价还价，这被称为“辩诉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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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过程像玩一场游戏，附带着一套规则与仪式。权力掌握在被羁押人手里，因为不断增长的犯罪已经将我们的司法体系推向混乱和瘫痪的边缘，被告本人成了唯一可以出来帮一把的人。政府需要认罪请求，以推动法庭尽快结案，而被告人出卖认罪请求，以换取政府唯一能够支付的现钞——减轻处罚。但是，无论最终达成怎样的量刑，这种讨价还价的真正结果却从未受到质疑。有罪者总是赢家，而无辜者总是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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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玩好这个游戏，律师必须冷酷无情。他在一个已瘫痪的体系内工作，又反对这个体系。在它倒下时，他应毫不犹豫地踢上一脚，趁它羸弱不堪时占足每个便宜。在这个游戏中，没人会比厄德曼玩得更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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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施威特泽尔浏览了一遍检察官呈递的大陪审团听证摘要，检察官是一位名叫杰克·雷特曼的戴眼镜的年轻人。然后，法官从眼镜上面看着他们，问：“你想怎样呢，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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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德曼还吃不准，他的委托人被控在街上抢劫后，又在被害人脸上、颈上、胸部、腹部和背部连刺数刀，与此同时，被告人的同伙从背后抱住被害人。厄德曼说：“他们的身份还有很大的疑问，警察的报告复本上说，被害人第二天在医院里拒绝辨认照片，因为他说无法从照片上辨认攻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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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雷特曼说，“医院在他身上打了65个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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