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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观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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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选择者”这样描述他 们的观点： 我们体认的不是左右我们道德 决定的、唯一普适的真理。相反， 当我们寻求明智的、合乎伦理的、 富于同情的选择时，我们必须考虑 一个范围广泛的价值现。我们尊重 妇女就其包括生育在内的自身健康 和福利作出决定的道德能力。 一位妇女的选择反映了她对各 种生活情境的权衡：她的重要关 系，她的经济、社会和感情资源与 义务，她的健康，她的宗教和哲学 信仰，以及她为之承担责任者的 福祉。 我们在一个广大而深邃的世 界，受制于命运的安排，它使我们 的同情和判断相互竞逐以致经常冲 突。一位妇女尊重生命的珍贵，她 承认并且尊重自己精微的关系和承 诺。的确，我们相信，生命的复杂 性可以成为道德智慧和勇气的 源泉。 “赞成生命者”这样描述他们的 观点： 我们相信一个普适的真理。我们 作为天主教徒，相信每个人的生命在 上帝心中都自有其起源。这种人的神 圣起源，要求我们保护和尊重每个人 的生命，从怀孕到自然死亡。 涉及人类内在尊严的真理，可以 通过关于人的生育和起源的、理性和 科学的原则来理解。的确，信任和理 性是共鸣的，它们都肯定了一个不变 真理：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内在神 圣的。 堕胎杀死的是人类家庭中最脆弱 的成员，也就是未出生的孩子。出 生的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如果它 得不到保护，其他的权利都将受到 威胁。 我们非常理解，某些妇女经常面 对绝望的处境。我们依然需要努力创 造一个环境，没有任何孕妇感觉必须 在自我福利和孩子生命中作出选择。 如果一位孕妇感觉堕胎是她唯一的选 择，那么，这是爱和人类共同体的彻 底失败。 ♣这种缓解冲突的模式在其他场合是否有用？这一过程对于更大的、似乎是不可解决的堕胎冲突会有什么影响？参考大法官布莱克默恩在“罗诉韦德案”中有关堕胎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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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毫不迟疑地承认，我们意识到堕胎争议的敏感而牵动人心的性质，意识到即使在医师中间也同样存在着尖锐的分歧，我们还意识到这一问题所引发的深刻而又似乎是绝对的信念。一个人的哲学观点、经验阅历、对人类艰难生存的粗浅体会、信仰教育、对生活和家庭及其价值的态度、建立并遵循的道德标准，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人们有关堕胎的思想和结论，并且使这些思想和结论染上个人色彩。不仅如此，人口增长、环境污染、贫困和种族背景都会使问题复杂化而不是简单化。当然，我们的任务是不带情绪和偏见地以宪政手段解决这些要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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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内德尔（Laura Nader）在下文中坚决反对ADR，并且将这个问题上升到正义之存亡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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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第七节 以正义换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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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纠纷解决，也就是ADR，它的提倡者们所写的几乎每一样东西都有致命的弱点，僵化，没有历史感，缺乏对文化的理解，根本没有进行实验的社会语境。1976年“庞德研讨会”的主旋律是“如何迅速、有效而低耗地分配正义”。但是，研讨会不是关于如何分配正义，而主要是围绕效率与和谐，或者如何清除国家中的对抗，消解法院中的“垃圾案件”，比如消费、环保、女权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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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研讨会讨论了如何疏通正义落实的渠道，却没人谈到防止违法行为的措施，也没人讨论法律面前不平等的权力，更没人探讨集团诉讼或总体解决。被忽视的事实是，纠纷解决是偏颇的。街区司法中心可以处置吠犬事件，却不能对付“不在地主所有制”，不能处置被激怒的消费者或者有毒废弃物的案件——所有这些冲突都高居公民难题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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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太平绅士”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面对面地解决相对平等者之间的纠纷，而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散在的公民与庞大而集权的组织之间的冲突。当事人之间在力量上严重失衡，因此，我对支持ADR的绅士们虽然怀有敬意，但我还是要问他们的“丰硕成果”是什么。说有超过400个街区司法中心在运作，但却说不出它们提供了什么急需的救济。并且，街区司法中心虽然没有保存其承办案件的公开记录，但是，对它们的工作进行研究的人仍然知道，对大多数美国消费者来说，涉及消费产品和服务的纠纷解决机制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无从接近的、无效的、昂贵的或者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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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那些年里，许多社会团体感觉被什么力量激励着，纷纷抱着自己的日程和纲领抛头露面，其中有民权组织、消费者协会、环境保护组织和妇女权利组织，等等。那些认为美国人变得好讼喜争的人，正在寻求补正他们看作对抗模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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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ADR获益的是一些大公司。大部分潜在使用者对ADR不感兴趣，是被迫就范的。这种胁迫类似于要求一个癌症患者在手术前必须经过放射治疗，虽然外科手术是患者的首选。公民们经常意识到，他们正在因与ADR技巧相关的强制策略而丧失作为原告的权利，而研究者们已经发现，调解人可能在人们认为他们正在调解时实际进行了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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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建议说，我们需要法律的给予者，宽宏仁爱的君主，来对法律体系中的错误拨乱反正。而我却坚持认为，纠纷解决运动远不是什么救星。纠纷是社会基本的和制度性问题的症状，是在缺乏民主对社会资源的控制的情况下产生的最重要的症状之一。将ADR的现有形式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是在以正义换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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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Vilhelm Auber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ume XII, No. 1,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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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aniel McGillis, Community Dispute Resolution Programs and Public Policy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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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oe v. Wade, 93 S. Ct.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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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门前 第十八章 网络空间的冲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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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大一统的年代、这个孤独的年代、这个老大哥的年代、这个骑墙的年代，向未来，向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一个和而不同的时代，一个存在真理的时代、一个人的痕迹不被抹掉的时代——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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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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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可能是一个有变动、有趣味、有创造性甚至有利可图的地方。然而，它却不是一个和谐的场所。网络环境允许一个人与志趣相同的人迅速取得联系，不过，欺骗与不和的机会也同样存在。该如何解决产生于网络空间的纠纷？在美国，一个案件是在马萨诸塞州听审，还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听审，取决于纠纷发生地或者当事人所在地。有一套复杂的规则决定着某个案件是属于州管辖，还是属于联邦管辖。然而，当纠纷产生于网上时，该活动的发生地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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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在网上购物、游戏、付款，就应当可以建立网上解决纠纷的系统。网上纠纷解决，简称ODR，其潜力在于电脑的如下能力：连接当事双方，让他们进行交流，并且利用其信息处理的优势。纠纷解决，无论发生在法庭内外，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个信息的取得、解释、交流、提供和评价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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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守门人是妨碍公民接近法律和正义的各种力量的比喻和象征。接近法律所需的费用昂贵，法律图书和资料都远离公众或者不易运用，威严而陌生的建筑物干扰了人们的权利主张，妨碍了纠纷的公正解决。像本书许多文章所表明的，繁复的法庭程序和法律职业本身，通常也都充当了守门人，使公民远离法律，不让他们接触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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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夫卡的寓言里，守门人的职责只是排斥。然而，守门人典型情况下是具有双重职责的：排斥一些人，接纳另一些人。并且，郑重而威严的建筑物可以增加人们对司法权威的尊敬，进而促进法律的运用。如果一个人熟悉了这种复杂的知识体系，那么它们将是既有力量又有效率的信息发现系统。律师们许多时候虽是人口的障碍物，但在其他时候也可以是赶走守门人并得以进入法的大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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