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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没有自我想象中那么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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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判断行为是否属于剥削，只有利用者本人可以进行动机上的自省，他人只能从后果上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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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提醒我，从事文字写作要把自己看成一支铅笔。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为何写作，要知道铅笔在谁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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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铅笔而言，最重要的是笔芯，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甚于保守其他一切。良心是唯一不能从众之事。写作不是为权力的垂青，不是为获得群众的掌声，而是向自己的良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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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铅笔而言，字迹是可被擦去的。我们的观点可能有错，需要随时被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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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铅笔而言，它是有限的，有一天它会写到尽头。作者也许会发现自己所写的其实没有太大价值，我们要接受自己的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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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金说：我们每个人都在修造圣殿。但无论你是谁，你的生命中都会有一场内心的斗争，每当你想行善，就有一种力量牵扯着你，让你做恶。就像斯蒂文森的小说《化身博士》里所写的，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恶的“海德先生”和一个善的“杰基尔博士”。人性充满了矛盾，每当我们有梦想，要建造自己的殿堂，就必须承认这一点。但是，动机的自省并没有赋予我们任意评价他人动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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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擅长写作，写作的能力属于作者又不属于作者。如果写作只是成为作者谋取名利的工具，那么写作也就不再是一种独特的技艺，作者也就无法逃离虚无和虚荣的恶性循环。只有发现了自己的使命，我们才能超越这种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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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法律人的热点写作能够促进法治理念的普及，这没有什么不正当，只是作者应当时常审查自己的内在动机，不要陷入自我的网罗。愿更多的法律人能够为法治的进步从事写作，用一个个微小的文字为法治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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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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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圈正义：作为自由前提的信念 圆圈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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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勇敢的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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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了一个敏感的案件，去看守所会见当事人，向司法机关递交手续，阅读案卷材料，越来越坚信当事人不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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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也参与过一些要案的办理，但是更多只是在幕后出主意、提建议，很少会亲自走上台前“冲锋陷阵”。我总是习惯告诉别人要勇敢，要做法治的先锋。但是，当有人竭力劝我接下这个案件时，我却百般推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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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图以各种理由来婉拒：时间紧张、经验不足、教学任务大、学术压力重。但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理由，我想逃离的唯一理由就是自己的胆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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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时有律师朋友来向我咨询案件。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挑出他们的毛病，觉得他们在专业上有很多问题没有搞懂，法律水平亟待提升。但是我心里知道，有一点他们远甚于我，那就是他们比我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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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说：“没有最终的成功，也没有致命的失败，最可贵的是继续前进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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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想做一个勇敢的人，所以我一直在寻找勇敢的正当化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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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道德主义吗？按照道德规则行事，做一个有德性的人，丝毫不考虑这个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这种想法总是让人心潮澎湃。就像康德所说的，道德本来就不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幸福，而是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无愧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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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每当我想这么去做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虚伪。我越是想做一个高尚的人，就越是觉得自己无比卑劣。我越是想摆脱自己的虚荣，就觉得自己更加的虚荣。 “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由不得我。”每当我攀登道德的高峰，总有一种强烈的力量让我下坠。以道德主义作为行事为人的根据，最大的痛苦就是在“知道”和“做到”之间存在一个天然的鸿沟。至少对我而言，是无法跨越的。我一直想做一个勇敢的人，但是我知道靠着我自己，我无法变得勇敢。因此，德行的初心可能走向德行的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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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功利主义吗？根据行为的结果来决定是否行为。人皆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判断行为对错的最终标准是看行为能否增进人的幸福 (快乐)。但是“幸福”这个词语本身是模糊的。边沁认为，幸福没有高下之分，口腹之欲和心智之养没有区别。如果人只根据自己的经验计算利害得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庸俗。这种功利观一定会让人追求现实的快乐，追逐眼前的利益，在勇敢和懦弱之间，后者往往是最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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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穆勒却认为，幸福是有高下之分的。 “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如果那个傻瓜或猪有不同的看法，那是因为他们只知道自己那个方面的问题，而相比较的另一方即苏格拉底之类的人，则对双方的问题都很了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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