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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制定的不成文律条永恒不变，它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而是永久的，也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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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认为你的命令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你，一个凡人，竟敢僭越上天不成文的且永恒不衰的法。不是今天，也非昨天，它们永远存在，没有人知道它们在时间上的起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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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关于《安提戈涅》的隐喻有很多种说法，但我更愿意接受自然法学派的基本立场。应然正义一如客观存在的“圆”，它是法律永远的追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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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律朝着应然的正义前行，我们有服从的义务，这就是边沁所说的“严格的服从，自由的批判”。但如果法律严重背离应然的正义，那么边沁的说法就不再成立——恶法非法。无论权力意志多么强大，长方形也永远不是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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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真正意识到，正义如同圆圈一般是客观存在的概念，那么我们就能跳出前文所说的三种画圈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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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正义如完美的圆一般并非人之主观设计，而是客观自在的，因此我们对正义会心存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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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居高位者会知道权力有其边界，不会以黑为白，以恶为善，也不会自居真理的代表，自高到认为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在人间建立天堂；下级官吏也不会唯唯诺诺，有坚守初心的道德勇气，可以抵制执行不正义的命令，即便身不由己，也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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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普罗大众，我们会尊重权力的拥有者，即便我们发出批评，也是本着最大的善意，希望他们能够秉公行义，不负民众所托。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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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尽心竭力，正义仍然遥遥无期，我们也依然心存盼望。我们一时会感到灰心，但我们永远不会绝望，因为正义即使眼不能见，但却从来没有离开。正义在前方，是我们永远前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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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先驱伯克告诫我们：“伪善最喜欢崇高的思辨，因为它从不打算跨越到思辨的界限之外，它无须付出任何代价就能把自己装点得庄严高尚。”[6] 让我们告别高谈阔论的伪善，用零星的善举温暖这个寒冷的冬天。帕斯卡尔也说：“所有的肉体合在一起，所有的精神合在一起以及所有它们的产物，都比不上最微小的仁爱行动。它属于一种更加无限崇高的秩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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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愿那永恒的正义如磁石吸引、拨动着我们的心弦，让我们微小的爱心改变我们所能改变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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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悲伤、不抱怨，不咒骂。向着标杆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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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圈正义：作为自由前提的信念 从“刀把子”到“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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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使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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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字，望文即知拿人开刀。 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政法学院复校，有领导训话，指出学校的任务就是培养“刀把子”和“印把子”。非常形象地道出了人们对刑法的普遍看法——一种打击犯罪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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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严打” ，这种“刀把子”的功能发挥到极限。当年秋天，“严打”正式启动，共持续3年5个月，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 7万个，查处团伙成员87. 6万人，逮捕177. 2万人，判刑174. 7 万人，劳动教养32. 1 万人。其中，仅在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就有24000人被判处死刑。[8] 许多今天人们视若常态的行为在那时都被处以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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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青年因酒醉路边小便，结果也被定为流氓罪，处刑15年，被送往新疆劳动改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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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严打期间，司法从简”的样子，公检法协同办案，甚至还有“定罪指标”。为什么会这样，刑罚权是怎样失去控制的？难道刑法就只是简单的“刀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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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转变“刀把子”刑法观，首先要纠正的就是国家权力至善的观念。刑杀之权是一种由国家垄断的暴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往往导致绝对腐败。无论哪种政治体制下的国家权力，都不可能没有瑕疵，都有滥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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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绍兴十一年农历十二月廿九 (公元1142年1月27日) ，大年除夕，年仅39 岁的岳飞被宋高宗赐死，罪名为“谋反”。岳飞被捕时，有人劝他向高宗求情，为岳飞所拒，他说：“上苍有眼，就不会限忠臣于不义，否则，又能往哪里逃呢?”同为抗金名将的韩世忠一改往日的圆滑与世故，面诘秦桧，认为谋反一事，子虚乌有，秦桧支吾其词“其事体莫须有” 。韩世忠怒斥道：“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岳飞父子后均被处死，遇害之前，岳飞手书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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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面前，公道正义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岳飞父子行刑之日，杭州城凄风苦雨，“天下冤之”，无数人为之泪下。但有冤，又往何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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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刑罚权不受法律约束，极度膨胀如利维坦，虽然某些重犯可被处极刑，满足人们刹那的快意，但从此却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良善公民也有可能遭受刑罚，无端罹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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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是用血和泪换来的经验总结。岳飞的冤屈告诉我们，比犯罪更可怕的是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在所有的国家权力中，刑罚最为可怕，它直接针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和自由，甚至生命，如果这种权力腐化滥用，后果不堪设想。如培根所言，一次犯罪不过是污染了水流，而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却是污染的水源。相比随时可能被滥用的刑罚权，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其实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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