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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奥斯丁，英国法学家。1790年3月3日生于一个商人家庭。1807年至1812年服兵役。后研读法律，并于1818年开始从事律师职业。1825年，放弃律师职业。1826年，值英国伦敦大学（London University）建立，即被任命为该大学的首任法理学教授。同年，赴德国研究法学和法律，并撰写课堂讲义。1828年返回英国，开始在伦敦大学开设法理学系列讲座。1832年停止在该大学的讲座。1835年辞去法理学教授职位。此后，基本居住国外。其间，1833年，被任命为英国刑事法律委员会（The Criminal Law Commission）成员。1833年至1834年，任英国皇家刑事法律及刑事诉讼法律委员会（The Royal Criminal Law and Procedure Commission）成员。1834年，在英国法学协会会所（the Inner Temple）开设法理学讲座。1859年12月7日去世。生前出版著作《一般法理学或实在法哲学系列讲座纲要》（An Outline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General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1831）、《法理学的范围》（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1832）。去世后主要著述见于后人编辑出版的系列讲座，即《法理学讲演录》（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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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的范围（第二版） 译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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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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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访问学者（1996—1997、2003）。已出版学术专著《法学知识如何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法律是什么》（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09）、《有产阶级的法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出版译著《简约法律的力量》（爱波斯坦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并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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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的范围（第二版） 名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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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丁的法理学讲座留给人们的印象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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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9世纪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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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的范围》毫无疑问被列为最优秀的法理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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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杂志评论》（Law Magazin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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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中，我们可以挖掘出关于法律的深刻洞见，奥斯丁以不同（但相互联系）的方式将其分析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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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恩·比克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法律与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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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法律概念和范畴的阐明，即法律科学的分析工具如何把握而言……正是从奥斯丁起，分析式的法律实证主义者才开始对法律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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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冈·弗里德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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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书名足以表明，其雄心勃勃，试图抓住法理学的主题，澄清过去的模糊不清，结束以往的不断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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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哈尔平（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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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的范围（第二版） 译者序：奥斯丁的“法理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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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分析法学（analytical jurisprudence）而言，奥斯丁（John Austin）的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理论，概括地来说，基本体现在《法理学的范围》之中。这一文本，是纲领性的旗帜性的文献。因为，正是这一文本的出现，导引了影响深远的分析法学的浮出。（注：现在，学界通常认为，分析法学的原创意识可以在边沁（Jeremy Bentham）的著述，尤其是1970年出版的边沁的《法学概论》（Jeremy Bentham，Of Law in General，ed.by H.L.A.Hart，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70）中发现，甚至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著述比如《利维坦》（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原创意识。但是，人们依然不能不承认，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范围》，是事实上的使分析法学得以在法学界发动推进的先导性文本。毕竟，众多后来的崇尚分析法学的学者，首先是在《法理学的范围》这一原典中获得思想的。即使是在今日，我们也依然需要重新关注、阅读、解释和回应这一文本所提出的观念和问题。（注：在西方，近来也有学者开始重新研读评价奥斯丁的著述。例如，英国学者W.L.Morison专门撰写了《约翰·奥斯丁》（W.L.Morison，John Austin，London：Edward Arnold，1982）。在《约翰·奥斯丁》一书中，作者试图反驳其他学者对奥斯丁的批评。英国学者Wilfrid Rumble重新编辑了《法理学的范围》（John Austin，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ed.by Wilfrid Rumbl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并撰写了序言，在序言中为奥斯丁的理论进行了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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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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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发展的重要阶段。实证主义的基本理想，在于观察、解释、分析和廓清外在的“实际存在”。在法学中，“较为自然地”观察“一个法律的存在”以及“关于法律的学科的存在”，并且，从中去建立“客观的”学术叙事，在19世纪中叶以及下半叶，逐渐成为法学实证主义（legal positivism）的一个基本观念。（注：参见Hubert Rottleuthner，“Legal Theory and Social Science，”in The Theory of Legal Science，ed.Aleksander Peczenik，Lars Lindahl，and Bert van Roermund，Dordrecht：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4，p.525。另可参见Dennis Lloyd，Idea of Law，New York：Viking Penguin Inc.，1981，pp.105—108。还可参见Edgar Bodenheimer，Jurispruden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93。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奥斯丁为自己确立了一项任务——阐明“有关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positive law）的科学”的范围，而且，经过这样的努力，奥斯丁希望在法学实证主义的思潮中，开启分析法学的学术风格。（注：分析法学的学术观念，大体上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确定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由人制定的法，阐述这种法的基本特质；其二，在第一个内容的基础上，对次一级的诸项法律概念进行分析，比如，法律权利、法律义务、法律责任，而且对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以及它们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参见David Walker，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Oxford：Clarendon Press，1980，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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