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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的范围（第二版） 名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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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丁的法理学讲座留给人们的印象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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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9世纪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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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的范围》毫无疑问被列为最优秀的法理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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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杂志评论》（Law Magazin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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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中，我们可以挖掘出关于法律的深刻洞见，奥斯丁以不同（但相互联系）的方式将其分析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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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恩·比克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法律与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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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法律概念和范畴的阐明，即法律科学的分析工具如何把握而言……正是从奥斯丁起，分析式的法律实证主义者才开始对法律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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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冈·弗里德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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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书名足以表明，其雄心勃勃，试图抓住法理学的主题，澄清过去的模糊不清，结束以往的不断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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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哈尔平（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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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的范围（第二版） 译者序：奥斯丁的“法理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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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分析法学（analytical jurisprudence）而言，奥斯丁（John Austin）的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理论，概括地来说，基本体现在《法理学的范围》之中。这一文本，是纲领性的旗帜性的文献。因为，正是这一文本的出现，导引了影响深远的分析法学的浮出。（注：现在，学界通常认为，分析法学的原创意识可以在边沁（Jeremy Bentham）的著述，尤其是1970年出版的边沁的《法学概论》（Jeremy Bentham，Of Law in General，ed.by H.L.A.Hart，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70）中发现，甚至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著述比如《利维坦》（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原创意识。但是，人们依然不能不承认，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范围》，是事实上的使分析法学得以在法学界发动推进的先导性文本。毕竟，众多后来的崇尚分析法学的学者，首先是在《法理学的范围》这一原典中获得思想的。即使是在今日，我们也依然需要重新关注、阅读、解释和回应这一文本所提出的观念和问题。（注：在西方，近来也有学者开始重新研读评价奥斯丁的著述。例如，英国学者W.L.Morison专门撰写了《约翰·奥斯丁》（W.L.Morison，John Austin，London：Edward Arnold，1982）。在《约翰·奥斯丁》一书中，作者试图反驳其他学者对奥斯丁的批评。英国学者Wilfrid Rumble重新编辑了《法理学的范围》（John Austin，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ed.by Wilfrid Rumbl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并撰写了序言，在序言中为奥斯丁的理论进行了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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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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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发展的重要阶段。实证主义的基本理想，在于观察、解释、分析和廓清外在的“实际存在”。在法学中，“较为自然地”观察“一个法律的存在”以及“关于法律的学科的存在”，并且，从中去建立“客观的”学术叙事，在19世纪中叶以及下半叶，逐渐成为法学实证主义（legal positivism）的一个基本观念。（注：参见Hubert Rottleuthner，“Legal Theory and Social Science，”in The Theory of Legal Science，ed.Aleksander Peczenik，Lars Lindahl，and Bert van Roermund，Dordrecht：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4，p.525。另可参见Dennis Lloyd，Idea of Law，New York：Viking Penguin Inc.，1981，pp.105—108。还可参见Edgar Bodenheimer，Jurispruden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93。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奥斯丁为自己确立了一项任务——阐明“有关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positive law）的科学”的范围，而且，经过这样的努力，奥斯丁希望在法学实证主义的思潮中，开启分析法学的学术风格。（注：分析法学的学术观念，大体上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确定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由人制定的法，阐述这种法的基本特质；其二，在第一个内容的基础上，对次一级的诸项法律概念进行分析，比如，法律权利、法律义务、法律责任，而且对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以及它们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参见David Walker，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Oxford：Clarendon Press，1980，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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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观察对象的“法律”的呈现，以及相应的“法”一词的使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谱系。虽然各类语言对“法”一词所表示的对象具有不同的称谓（只是我们现在言称“法”罢了），但是，人们相信，这一对象是有自己的固定内在要素的。于是，伴随本质主义的信念，同时，基于自己的“相信”，“法”一词的使用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在论述法律现象的时候都在陈说“法”的性质（nature），以及意义（meaning）。这是他（她）们的定性工作。显然，当深入追踪这些历史发展谱系的内容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人们似乎只好面对异质众说的多元局面。但是，奥斯丁设想，作为一门科学（science）的学科，尤其是严肃的“政治社会治理科学”的学科，如果容忍“语词的诸侯割据”，那么，这本身就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清理的任务，必须列入议事日程。为使法学实证主义的分析法学稳健推进，必须实现“语词的帝国统一”。（注：参见John Austin，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5thed.，revised and edited by Robert Campbell，London：John Murray，1885，Vol.I，pp.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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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做“法”的对象，究竟具有怎样的基本特质？这是前现代以及现代法学学科的主要问题。法学学科的起点，在前现代以及“现代性”的学者看来，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思考对象。在法学的语境中，起点就是阐述“法”的特征，起点就是确定“法”的概念。说明了基本对象的特征和概念，阐述法律科学的范围的任务，其完成便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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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丁提醒我们，准确意义的“法”，是一种“命令”（command）（注：Ibid.，pp.79，89，91，330.，而且是一种具有普遍性质的（general）“命令”。（注：Ibid.，pp.92—93，96.）“命令”，是一类“要求”（wish），是一类愿望（desire）（注：Ibid.，p.89.），其中包含了“义务”和“制裁”这两项基本的要素。（注：Ibid.，pp.91，178.）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命令”、“义务”和“制裁”，是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注：Ibid.，pp.91—93.）就法律而言，知道了“命令”，也就知道了“义务”，也就知道了“制裁”，反之亦然。（注：参见Ibid.，pp.96，97。）当然，“命令”的出现，其前提是存在着一个制定者，而且存在着一个“接受者”。（注：John Austin，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5thed.，revised and edited by Robert Campbell，London：John Murray，1885，Vol.I，p.89.）在奥斯丁的设想中，这里的制定者基本上是政治意义上的优势者（superior）（注：Ibid.，pp.178—179.这里之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奥斯丁提过命令的制定者可以是政治上的绝对优势者，也可以政治上的次等优势者，还可以是享有法律权利的个人。见Ibid.，p.178。），这里的“接受者”是政治意义上的劣势者（inferior）。（注：Ibid.，pp.178—179.）因为实际力量的对比差异，“接受者”将不得不接受制定者的“制定”。这就是法律上的“强制”（might or enforcement）。（注：Ibid.，p.9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只能认为，表征了“义务制裁”的“强制”，是法律制度乃至法学学科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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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理解，知道了学科的关键词，阐述学科的范围应该是件容易的工作。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要求我们解决另外的一个困惑：为什么存在着其他种类的“法”一词的使用？这些使用，有时没有国家优势者意义的“强制”的含义，而又毫不客气地出现在法学的学科之中，比如“自然法”（natural law）、“万民法”（jus gentium）、“国际法”的使用，等等。为什么这些词语不能成为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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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复杂多样的“法”一词的使用，奥斯丁以为，正是基于我们考察的对象的某些类似（resemblance），正是基于语词的类比式修辞活动（analogy），人们设想了一种原来不属正宗“法律家族”的对象是一名“法律家族”的成员。（注：参见Ibid.，pp.80，85—86，167，219。奥斯丁用来说明问题的具体例子，可以参见Ibid.，p.193。奥斯丁说明了某些类比式修辞活动产生的缘由，参见Ibid.，pp.206—208。）事实上，如果仔细剥离“类似”的谱系，以及类比式修辞活动的谱系，并且将其中的隐秘予以揭发，那么真正的“法”与并非准确意义的“法”，其间的界线也就自然凸现了，人们的“误读”，也就会自动消失了。（注：参见John Austin，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5thed.，revised and edited by Robert Campbell，London：John Murray，1885，Vol.I，p.86。）于是，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因“类似”而产生的联想，以及类比修辞的使用，其轻度病症就是某种意义的语词误用，其严重疾患就是没有意义的语词比喻（metaphor）。它们是法理学内容混乱不堪的根源。（注：Ibid.，pp.211—212.）这样，说明法理学范围的任务，从侧面来说，便是清理这门学科中语言修辞活动滋养的“病灶”。（注：参见Ibid.，pp.168—169。）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范围》这一文本中，我们便发现了“并非准确意义的”（improper）法的清单：自然法、万民法、国际法、礼仪法、尊严法、仅仅具有解释作用的法、没有规定责任的法、宪法……针对清单中的对象，奥斯丁希望使用的动词是“打扫”、“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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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丁的学术策略，是在阐述法学修辞活动的语言问题的同时，提出真正意义的“法”定义，并且，以此作为基础，说明法理学的范围，使这门学科成为纯粹的具有分析品格的“实证科学”（孔德用语）。（注：参见Ibid.，pp.172，332—333。）仿佛，这门学科从未成为一门合格的学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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