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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简略地概述了《法理学的范围》的基本思想。事实上，围绕着基本思想，奥斯丁在这一文本中循序渐进地展开了细致论证。其中涉及许多术语、观点、理论的分析，内容丰富、辩驳缜密。这些分析，值得读者仔细地整理和研讨。例如，奥斯丁在提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的同时，细致地分析了“主权者”、“独立政治社会”的概念，它们的特征和种类，并且，举出了具体的实际例子予以说明。（注：参见Ibid.，pp.91，220以下。）这些术语、观点和理论的分析，其相互之间大体来说都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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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法理学的范围》的影响是深远的，但是，后来的大量学者对其提出了各方面的批评。概括来讲，批评主要是围绕如下几个层面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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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奥斯丁式的“法”的定义，似乎只能说明部分的法律现象，尤其是义务性的法律现象，而无法说明授权性质的法律现象。在奥斯丁的定义中，法是依赖“制裁”这一概念的，没有“制裁”的存在，法律则是无从谈起的。这对于某些义务性的法律规定而言，是十分准确的。但是，授权性质的法，是授予“权力”或“权利”的。授予意味着“许可”。当不实施权力或权利的时候，人们很难发现，“制裁”可以作为威胁的要素从而出现。这里人们是难以发现“强迫规定”的。（注：参见H.L.A.Hart，The Concept of Law，Oxford：Clarendon Press，1961，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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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丁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授权性质的法律，意味着“相对义务”的法律的存在。换言之，每一项权力或权利都对应了一项义务。要使权力和权利得以真实地存在，必须要对相应的义务作出规定，不论这种规定是明确的，还是隐含的。其实，即使没有作出明确的义务规定，授权性质的法律，依然是在提示他者具有不得阻碍权力和侵犯权利的义务。（注：John Austin，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5thed.，revised and edited by Robert Campbell，London：John Murray，1885，Vol.I，pp.100，196.）在这个意义上，奥斯丁是想说明，授权性质的法律依然是以“制裁”作为后盾的，尽管，这种“制裁”是以间接方式呈现的。（注：Ibid.，p.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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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可以看出，奥斯丁的论证是有问题的。如果人们可以认为授权性质的法律是以间接方式呈现“强制”的，从而依然是以“制裁”作为后盾的，那么，人们同样可以认为义务性质的法律是以间接方式呈现“非强制性”的，从而不是以“制裁”作为后盾的。这样，当奥斯丁认为，义务性质的法律是以直接方式，授权性质的法律是以间接方式，呈现制裁的，那么，人们自然可以认为，授权性质的法律是以直接方式，义务性质的法律是以间接方式，没有呈现制裁的内容。进一步来说，当奥斯丁认为全部法律是强制性的时候，人们可以认为，全部法律是没有强制性的。这里，对立相反的推论都是成立的。（注：参见H.L.A.Hart，The Concept of Law，Oxford：Clarendon Press，1961，pp.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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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一些批评者看来，奥斯丁的理论，似乎不能说明主权者的“要求”和强暴者的“要求”的区别。奥斯丁理论的一个关键，是“命令”的逼迫。“命令”的内在要素之一就是“制裁”的威吓。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强暴者的威吓比如抢劫的威吓，也是一种逼迫。虽然，奥斯丁明确地提出，法律式的命令具有普遍的一般性，但是，我们依然可以觉察这样一种“普遍性”是不能起到区分作用的。强暴者的威吓，也是可以针对“许多”人的，并且也是可以以普遍的方式作为表现的。（注：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奥斯丁没有反省这里的理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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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提出一个“法”的定义，实际上等于是提出一个划分“法律现象”与“非法律现象”的标准（master rule）。其实，奥斯丁为自己提出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准确意义上的法”和“并非准确意义上的法”之间，划出界线。（注：参见John Austin，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5thed.，revised and edited by Robert Campbell，London：John Murray，1885，Vol.I，p.80。）作为一个学科知识建构的目的，立出标准、划出界线，是为了提供一个社会接受的“尺子理论”，从而希望人们依据“尺子”剥离人们自己视域中的不同现象。但是，在法律的语境中，人们是否有可能接受一个统一标准性的“尺子”？有的学者已经指出，不论在具体的意义上，还是在普遍的意义上，我们都会对“法律是什么”出现不同的意见，我们会发生“法律争议”。（注：参见Ronald Dworkin，Law’s Empi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5。）“法律争议”不仅会出现在疑难纠纷中，而且会潜在地隐藏在简易纠纷中。就所谓的简易纠纷而言，这是因为，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看，随着语境的变化，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随着利益纷争的激化，没有出现过争议的法律问题亦即简易纠纷都有可能成为“争议”的。而当“争议”出现的时候，人们势必会站在不同的立场，提出自己的“法律言说”，主张自己的“法律是什么”的观念。在这一点上，“尺子理论”的设想，是难以成功的，毕竟这是难以为人所普遍接受的。“法律”作为词语观念，在我们的意识中，终究是以潜藏的具有不同甚至对立性质的价值判断、利益需求和知识“前见”作为基础的。（注：参见Ibid.，pp.90，413。）因此，建立奥斯丁式的普遍性的“法律科学”的愿望，只能是个值得同情而不值得赞同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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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批评性的意见，终归是一种意见。随着思考范式的变迁，我们会对奥斯丁的法理学观念产生新的解读和意见。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法理学的范围》依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分析”范本。从中，我们应该体会“分析法学”的方法起点，应该欣赏步步衔接的逻辑推论，应该品味渐次深入的思考开掘。即使我们可以提出许多诘难，我们依然必须承认，这一文本，是后来法理学得以开辟新视域、得以激发新话语的重要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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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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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撰写，2013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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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的范围（第二版） 译者说明（中译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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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译本于2002年1月出版，已逾10年。为使译本更准确，此次译者重新核对原文再做修订。修订遵循如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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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逐一校对订正可能的翻译讹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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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结合晚近学界对本书思想研究，尽量使译本符合现在学界的通说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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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文字上保持原译本清晰通达时，务求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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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需说明译本书名问题。原译本出版后，曾有学者指出书名应译为“法理学范围之确定”、“法理学范围之限定”、“法理学之域界”等，若干年前亦曾有学者提到书名为“法理学的范围”即可。关于书名的不同意见，主要缘于本书原文名为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其中包含“Determined”一词。书名如何翻译，十分重要，应斟酌各种译法，务求准确且贴切中文习惯。原译本所以将其译为“法理学的范围”，主要因为：其一，考虑在不影响书名传达原有意思时，尽量简明；其二，使书名和全书翻译语言风格保持一致；其三，颇重要的是在中文中，作为书名的“范围”和作为一般文句中的“范围”，其意思理解略有区别，即是否体现动词意义。“范围”一词，作为书名，显然可包含动词意义的“界定”、“限定”等意思，看到书名“法理学的范围”，读者会理解作者试图澄清、说明、分析、论证法理学的边界，此即为“作者试图对法理学这一对象作出界定或限定”。而作为一般文句，则未必，如“法理学的范围不易澄清”，其中仅包含名词意义，表达这一文句时，书写者是否试图“界定”、“限定”则不明。故译为“法理学的范围”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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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译本出版后，学人凡研究传统法理学的基本问题，多参阅并引用。译者希望学界一如既往，不断批评指正其中翻译存在的问题，使其日臻完善，并继续惠及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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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修订译本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白丽丽编辑给予了大力支持，并为编辑核对付出了辛劳，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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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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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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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的范围（第二版） 译者说明（中译本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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