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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相对临时个别的命令而言，一项法律是一个强制约束一个人或一些人的命令，它普遍地强制要求为一类行为，或者不为一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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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但是并不清晰精确的语言中，法律是一种强制要求一个人，或者一些人以一定方式去行为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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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者”和“劣势者”是相互联系的术语，它们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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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其他命令，是来自优势者的，是优势者用来约束和强制劣势者的。因此，我将分析那些与之相互联系的术语的含义，尝试驱散笼罩在它们身上的迷雾。其实，由于这一迷雾，简单的含义才变得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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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时常与优先（precedence）或出类拔萃（excellence）是同一意思的。我们是这样来谈论优势者、财富优势者和品性优势者的：将某些人和其他人加以对比，对比的意思，在于指出前者就财富或品性而言，在档次上优于或者胜过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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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我在这里理解的意思来说，“优势”这一术语，表明了“强制力”（might）的意思：用不利后果或痛苦影响他人、强迫他人的力量，通过这种不利后果的恐吓，使他人行为符合一个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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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人们强调，上帝是人类的优势者。因为，上帝具有用痛苦的方式影响我们的力量，具有强迫我们服从其意志的力量，而且，其力量是无所不在的、不可抵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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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的程度上，主权者个人或群体，是其下属或公民的优势者；主人是奴隶或仆人的优势者；而父亲，则是孩子的优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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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无论是谁，只要可以强迫别人服从其要求，那么，他对别人来说就是一个优势者。因为，他有能力使别人对即将发生的不利后果产生恐惧，从而，使别人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劣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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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力量或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或者说是绝对的。但是，就所有或者大多数人类的“优势”情形来说，无论是从优势者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劣势者的角度来看，其中的关系，都是相对而言的。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从某一角度来看是优势者的一方，在另一角度来看，则可能是劣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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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般来讲（当然是有限度的），独裁者相对被统治者是有优势的，因为，通常情况下，他的权力足以强迫被统治者服从他的意志。但是，如果被统治者联合起来，人多势众，他们也可以相对独裁者而具有优势。当独裁者由于担心激起公愤，担心引发压抑已久的激烈反抗，从而自我限制权力滥用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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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议会的成员，是法官的优势者。因为，法官受制于来自最高议会的法律的约束。但是，当一名最高议会成员作为一名公民，或者作为一位普通工作者的时候，法官就变成了这名成员的优势者。因为，法官是法律的司掌者，被赋予了强制实施法律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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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地来说，我们可以看出，“优势”这一术语像“义务”、“制裁”这些术语一样，是暗含于“命令”这一术语之中的。“优势”，是一种强制服从一个意志的力量。意志的表达或宣布，以及强制实施意志的力量和目的，都是一个命令的内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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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法律产生于优势者”这一表述，是一个自我包容的命题。因为，它试图传达的意思，已经包含在它的主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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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说到一个特定法律的具体来源，或者，说到一个特定级别的法律的具体来源，那么，我可能正在将某种新的东西告诉给听者。但是，普遍性地宣布法律“源自优势者”，宣布法律“是劣势者必须服从的”，对听者来说，则完全是同义反复的，并且，也是没有任何新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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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命令性质的法（我们所说的并非准确意义上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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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法理学和伦理学中的大多数基本术语一样，“法律”这一术语，是极为模糊不清的。就我们可以准确地给予这一术语最为广泛的含义而言，它是一种“命令”。但是，人们时常不恰当地将这一术语，适用于各种其他社会现象。这些社会现象，丝毫没有命令的特点，根本不是命令，我们完全可以准确地去说，它们根本不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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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点来讲，我们必须有限制地对待这一命题：“法律是命令”。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区分“法律”这一术语的各种含义，必须将这一命题，限定在特定种类的社会现象上。而只有通过这类社会现象，我们才可以准确地给予“法律”这一术语，以最为完整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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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说明了人们并非在严格意义上使用“法”一词所指称的社会现象。稍后，我将要对这些社会现象，作出更为充分的描述。这些社会现象，不应纳入法理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它们，要么是由舆论设定的，从而十分类似我们在准确意义上所说的法，要么，仅仅是由于“法”这一术语的隐喻意义上的使用，而被称为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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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们并非在严格意义上使用“法”一词所指称的社会现象（它们不属于命令）。它们，与此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可以适当地纳入法理学的研究范围的。现在，我先对它们努力地作出细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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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某些情况下，立法机构的目的仅仅在于说明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这样制定出来的条例（Acts），就“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这一术语的准确含义来说，一般情况下，是不能称做法的。“说明性”的立法，对被统治者的实际义务没有作出调整，而是仅仅解释他们的义务是什么。这类立法形式的条例，准确地来说，是立法权威机构作出的解释性条例。或者，借用罗马法学者的一个术语来说，它们是正式的（authentic）解释性条例。但是，尽管如此，它们时常依然被人们称做法，即说明性的法（declaratory laws），或说明性的制定法（statutes）。基于这样一种状况，我们只有将它们视为“法是一类命令”这一命题的一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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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情况，的确是经常发生的（正如我将要在适当地方加以表明的）。这种情况，就是解释性的立法，是以具有实际效力的命令的形式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中，立法解释就像司法解释一样，时常引起了人们的误解，即以貌似解释旧法的方式制定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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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有些法的目的，在于废止其他的法律，也就是解除现存的法律义务。这些仅仅起到废止作用、解除作用的法，也必须视为“法是一类命令”这一命题的例外情形。就解除现存法律制定的义务而言，它们不是发布命令，而是撤销命令。它们授权或者许可受其影响的当事人，去为某种行为，或者豁免原有法律所命令的行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出于对这些法的临时目的或直接目的的考虑，将其称为授权法，或者更为简洁地将其称为“许可”（permissions），更为随意地将其称为“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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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间接地来说，授权性质的法是时常可以看做属于命令的。因为，被免除义务的当事人，被重新给予了自由，被重新赋予了权利。而对应于这些权利的义务，由于这个缘故而被确立了，由于这个缘故而被重新制定了。但是，这是一个我在后面将要细致考察的问题。届时，我会分析“法律权利”，“主权者或国家的许可”，以及“公民自由或政治自由”之类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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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有些法律属于简单要求性质的法（imperfect laws），或者说是“不受法律约束的责任”（imperfect obligation）的法。可以这样认为，这些法，仅仅规定了责任，但是没有规定相应的制裁作为后盾。它们，也必须视为“法是一类命令”这一命题的一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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