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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人类行为的趋向（作为人们一般性理解的“趋向”一词），是指所有人类行为的趋向。就其重要方面而言，或者，就其实质方面而言，它是人类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的总量。人类行为的任一结果，可以影响人类的一般幸福，不论这一结果，是遥远间接的，还是眼前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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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尝试观察这一趋向的时候，我们肯定不能关注独异个别的人类行为，或者，与世隔绝的人类行为。相反，我们必须关注行为所属的行为种类。作出独异个别的行为，可能引发一定的结果。克制或摈弃独异个别的行为，也有可能引发一定的结果。但是，这些结果，都是特殊性的结果，从而，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试图关注的，以及想要研究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人们普遍地从事一类行为，或普遍地克制或摈弃一类行为，那么，这将对一般性的幸福或善，产生什么样的可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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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害的行为，从其本身来看，也许是有益的，或者没有造成有害的结果。同样，一个有益的行为，从其本身来看，也许是有害的，或者没有造成有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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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个穷人如果从其富豪邻里的堆积如山的财富中，仅仅偷窃了九牛一毛，那么，他的行为，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造成有害的结果，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它是积极促进了善。因为，偷窃的效果，是剩余财富适当地被调剂到了所需者的手中。当然，假如偷窃行为是普遍的（或者应予保护的财产所有权时常遭遇侵犯），我们可以认为，效果就是相反的，或者说是普遍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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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如果所有权是不安全的，人们便会失去保护它的动机。没有持续不断的对所有权的保护措施，也就不会存在资本财富的累积过程。没有资本财富的累积过程，自然也就没有工资支付的经济基础，并且，自然也就没有劳动分工，以及精致昂贵的机器设备。进而言之，如果没有上述对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劳动的物质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的支撑，社会中的每个人，其各种各样的生活享受，也就会荡然无存。对所有权的持续侵犯，将会导致社会财富的逐渐减少。它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个更大的恶。它在另外一个方面，会使穷人的财产状态，同样逐渐趋于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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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个别的偶有生发的偷窃行为，没有造成有害的结果，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善，那么，由此产生的有益效果，我们依然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毕竟，普遍性的对所有权进行侵犯的偷窃行为，并不是此起彼伏的。而且，这种个别偷窃行为，对财富安全的侵害，已经被财富的总体增量这一情形，遮蔽得无足轻重。社会财富的累积，终究是由于一般性的保护安全而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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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如果我逃避一个良好政府规定的纳税义务，那么，对这一行为的时有时无的容忍，并且由此而产生的特殊效果，有时是会引出无可争辩的有益结论的。因为，别人对这种国家钱财流失的不当容忍，对我个人来说，终究是有益的。而且，相对于公共税收的整体总量来说，我的逃税行为也是微不足道的，从而，是完全可以弃而不论的。进一步来看，我和社会的其他成员，依然享受着社会所给予的保护安全，因为，大多数人，总是没有逃避纳税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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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假设的情形中，我们所讨论的并非良好的行为，有时，却可以具有良好的效果。这类行为，我们是将其当做个别的偶有生发的行为来讨论的。当然，与此相反，如果这类行为无处不在，是非常普遍的，那么，结果将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具有邪恶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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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某些良好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具有邪恶的性质。针对这些情形，我们依然是将其当做个别的偶有生发的行为来考察的。这样，反过来看，如果此类行为具有普遍的性质，那么，其结果也将是可以接受的，而且，绝对没有邪恶的性质。例如，一个惩罚，作为一个孤立的事实，是一种恶。因为，施加在犯罪分子身上的痛苦，等于是增加了社会罪恶的持续谬误。但是，如果将惩罚犯罪分子，看做是社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惩罚就是有用的，甚至是一种慈善的表现。毕竟，正是依赖普遍性的惩罚制度，成千上万的犯罪行为才能得以遏止。换句话说，正是依赖对少数犯罪分子实施严厉的惩罚，我们才能换来大多数人的社会安全，正是运用割除犯罪毒瘤的方式，社会肌体才能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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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般而言（此处允许例外情形），为了正确判断一个积极行为的趋向，一个行为克制的趋向，或者一个违法事件的趋向，我们的确必须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类似的积极行为，类似的行为克制，或者类似的违法事件，是时常发生的，而且具有普遍的性质，那么，对一般性的社会幸福或善，它们将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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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打算检验一个积极行为、一个行为克制或一个违法事件的真实趋向，上面所说的“是否普遍”，则是我们必须经常采用的一个标准。这意味着，根据一个积极行为、一个行为克制或一个违法事件的真实趋向，我们可以估量这一积极行为，这一行为克制，或者这一违法事件，对社会一般幸福或善可能产生的总体效果，可以判断它们是否符合一般性的功利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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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功利理论，绝大多数的上帝命令，属于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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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这是一个检验行为趋向的一般性标准，而且，如果行为趋向是上帝意志的一个“标记”，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上帝的绝大多数命令，是普遍的，或者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从普遍的角度，来准许它所赞同的有用行为，来禁止它所厌恶的有害行为。上帝所针对的行为，是一般性的行为，而不是个别的偶然发生的行为。在准许或禁止的时候，上帝所使用的也不是具体性的命令，或者，不是仅仅指向偶然生发的个别情形的命令。相反，它所使用的是普遍性的法，或者规则，而这些法或规则，通常情况下又是持平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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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某些行为，在个别情形下可能是有用的，或者没有有害的结果。但是，作为一类行为，如果反复不断地出现，那么，这些行为可能会与社会的一般性幸福，发生根本性的冲突。具体来说，如果我们克制自己的行为，其原因是由于担心受到惩罚，或者，在没有惩罚的情形下，我们的行为将是一如既往的，那么，由此产生的一类行为的动机，或者诱因，便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在这里，如果我们用上帝的智慧，以及上帝的良善，来理解这些“社会行为”（data），我们必定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上帝是禁止这些行为的，而且，是在无一例外地禁止它们。在第10个情形或者第100个情形中，行为也许是有益的。但是，在前面9个情形中，或者前面99个情形中，行为也许就都是有害的了。此外，如果情形的确是这样的，而且，在稀有或异常的情况中，人们许可或容忍了个别的行为，那么，在其他情形中，每个人克制自己行为的动机，就会减弱，或者消失殆尽。在慌乱躁动的情况中，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或动机，总会难以作出准确的分析与判断。毕竟，牢牢抓住眼前的快乐，随时避开目下的艰难，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习性。所以，由于我们缺乏有益的判断能力，由于我们意志的更为不堪一击的脆弱，我们总是倾向于充分利用一些例外的情形，而这些情形，是规则所无法全面涵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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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将行为作为一个种类来看待的时候，无论行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上帝是用一个规则，来许可或禁止它们的，而这个规则，应该是无一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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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理论并没有让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每一个有益的行为，是神要求的行为；每一个有害的行为，是神禁止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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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是我们只能达到的一个结论。如果我们假定，害怕惩罚是刺激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或者，是抑制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那么，这个结论，自然就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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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行为的趋向，是一个问题。许可或禁止这类行为而产生的功利，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些种类的行为是有益的，但是，对其加以许可却是没有益处的。另外一些种类的行为是有害的，但是，对其加以禁止却是同样没有益处的。针对后一种情况，制裁也许又是多余的。即使立法者没有敦促我们考虑其意志，我们也会足以赞同有益的行为，我们也会反对有害的行为。动机（除了那些迫于命令或禁令而产生的动机），是自然而然的，是与生俱来的。它使我们不知不觉地在一种情形中，去实施一个行为，又使我们执着不懈地在另外一种情形中，去克制一个行为。用洛克先生的话来说，“有害的冒失或行为，会给我们带来不利的后果。这些后果，是有害的冒失或行为所带来的自然而然的后果，或者结果，其是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弊端而出现的，从而，与法律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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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针对功利理论提出了一个反对意见。这个反对意见，是最为流行的，也是貌似有理的。现在，我介绍说明一下这个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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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针对功利理论提出了一个反对意见，这个反对意见，是最为流行的，也是貌似有理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出，如果我尽力说明的标准，或者尺度，的确是检验人们行为趋向的日常标准或尺度，那么，这个反对意见，便是建立在错漏百出的基础之上的。对这个反对意见，我们必须无情地予以揭露，无情地予以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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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没有人曾经忘记过功利理论。它是源远流长的一种理论。其观点认为，我们服从上帝为我们设定的法的动机，相对于其他一切动机来说，是首要的。因为，我们的过往云烟的快乐，或者，我们的瞬息即逝的痛苦，对比上帝所给予我们的痛苦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这里的过往云烟的快乐，是指我们因为违反上帝法所设定的义务，而可以暂时获得的快乐。这里的瞬息即逝的痛苦，是指我们因为类似的原因，而可能暂时遭遇的痛苦。而这里所说的上帝所给予我们的痛苦，则是指上帝法在义务的背后，设定确立的一种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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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所有臣民，都是富有心灵感应的。这些臣民可能得到的最大幸福，是我们所说的上帝法的目的，以及效果。因为，上帝法所包含的上帝意志，在于尽力推动上帝法所激起的仁爱，在于尽力推广上帝法所设计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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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理解上帝法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上帝法是在约束着我们的全部行为。这里的意思是说，就我们的行为可以促进或者阻碍这一目的的实现而言，就上帝的命令或禁令对纠正我们的欲望是必要的而言，上帝的法律，约束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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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帝法已经清晰地表达出来，而且，它的存在是无可争议的，那么，我们必须根据其条文的明确含义，来指引我们自己的行为。反之，我们就必须求助于另外一个指南。这个指南，在这里是指我们的行为对社会一般幸福或善所产生的可能效果。我们只能依据这种“可能效果”，来指导我们自己的行为。这里的幸福或善，自然是指造物主这一立法者，在其所有法律和命令中，所试图实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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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义务的渊源是同一的，尽管，我们理解义务所凭借的证据，是不同的。一般性的功利原则，是许多义务的标记。但是，这一功利原则，不是这些义务的出处或渊源。因为，义务或责任，是来自命令和制裁的。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命令不是来自一些抽象的东西。相反，它们是来自活生生的具有理性的人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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